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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之乐——我的书学研究断想
毛万宝

编辑:方运龙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0-10-25 15:33:31 【字体:

 

在书学研究上,能够坚持三十余载,走到今天,起初无论如何都是不敢想象的。那时,我只想利用“八小时以外”,凭兴趣写点书论文字,充实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唯因后来得多种机缘支持,我方由一名书学研究爱好者变成一名书学研究“专业人士”。回顾自己这段不算太短的书学研究历程,经验没有,可说的琐事倒不少,以下就是我的五点断想。

机遇:从处女作说起

1980年,我参加高考,考进了安徽师范大学。四年间,学的是中文专业,只缘自幼爱好书法,偶尔到图书馆看点书法报刊及书法理论著述。毕业之前要完成一篇毕业论文,开始选了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题目——《论李清照词的情感特征》,并且为之作了一些资料准备,甚至文章的提纲也有了眉目,但最终还是换成了书学研究方面的题目——《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我碰到了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

1984 年初,某天下午,同班同学许永铸忽然拽起我,要我同他一道去祖老(即祖保泉先生,时为中文系资深教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专家)家请教书法。到祖老家后,我们认真看祖老挥毫作书,间歇时,我顺便问道:“祖老,我想用书******文作毕业论文选题,可以吗?”“可以。写好后拿过来给我看,我当你的指导老师。”祖老略加思索后这样回答。这,对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啊!因为,在此之前,《书法》杂志发表了几篇关于书法艺术有无阶级性问题的争鸣文章,我曾手痒写了篇练笔文章,是反驳书法艺术有阶级性观点的,不过,仅一千余言,论证力度也很不足。现在可用书******文作毕业论文选题,有此短文为基础,通过的把握更大了,又与自己的特殊爱好相吻合,岂不妙哉?

从祖老家回到寝室后,我立即找出练笔文章,动起了改拟标题与扩展篇幅的脑筋。经过数日思考,就把原先的练笔文章题目《书法艺术真的存在阶级性吗?——与谭右铭先生商榷》,换成《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很显然,原题是驳论性的,而新题则以立论为主、附带加以驳论。新题确定后,我又拟出三个小节的标题,即:“书法艺术的反映对象”“书法艺术的二重性”以及“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决定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我于文章开头提出的基本观点:“在形形******、林林总总的现实生活中,美总是千姿百态、殊彩纷披的,‘有各个阶级的美’,也有各个阶级‘共同的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第二性艺术,在表现各个阶级的美的同时,必然也要表现各个阶级共同的美。而不同类型的艺术,由于受到其反映对象和表现手段的制约,其中阶级美与共同美之比亦是不同的:有的以反映阶级美为主;有的则以反映共同美为主;也有的只反映共同美,而不反映阶级美,中国的书法艺术即是如此。”其次,在该篇文章中,我还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从1979年到1984年书法性质大讨论中的任何一家新观点,这就是明确认为,“所谓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和展现书家审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这一新观点,数年后我又腾出时间特撰《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予以专文论述。

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初稿完成,我随即誊出交祖老审阅。

祖老审阅学生毕业论文不同于其他老师,特别强调文章的可读性,他不看,而要求学生读给他听,他听顺当了即获通过,不顺当处立即叫你停下并告知如何修改。我清楚记得,当我读到文中“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我们的回答是:否!”时,祖老说:“停。后半句要改为‘我们认为是不对的’或‘我们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果然,这么一改,语气随之舒缓,听来也更为流畅。当我读完全文时,祖老一边肯定道:“文章不错,可基本通过。”一边又说:“收尾处有‘综上所述’四字,换为毛泽东谈矛盾特殊性一段论述。今后无论写什么文章,收尾处都不要写‘综上所述’四字,太老套,读者一看就烦。”

接下来,我便遵嘱修改、誊出定稿,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结果,祖老亲自在“评定等级”栏上填了个最高等级——“优”(另三个等级为“良”“及格”与“不及格”)。

毕业论文完成后,我又另外誊出一稿,花八分钱邮票寄到《书法研究》编辑部。次年,《书法研究》于第2期发表了该稿。这样,毕业论文也就成了我从事书学研究的一篇处女作。

信心:来自恩师教诲

1984年夏,大学毕业,我被命运抛回家乡一所偏远的山区中学,那儿一没治学资料,二没治学同道,是个地地道道的非学术环境。

毕业离校之前,我去祖老家道别,祖老说:“到中学后,不要放弃学术,可选个现当代作家个案进行研究。”我说:“不放弃学术,我一定听您老的。但我还是想继续搞书学研究。”“为什么?”“下面中学报刊资料有限,我无法把握研究动态。但书法类报刊只有三四种,我可以把它们全部订阅。”“好,我支持你!”祖老最后鼓励道。

1985年初,我迎来了当老师后的第一个寒假。利用这个寒假,我在无师友之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一篇万言论文——《论艺术通感在书法艺术中的作用》。

进入1985年,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已近尾声,可书法美学研究仍然备受书坛关注。受此影响,我的思维也很活跃。记得有一次写信给祖老,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顺便列出了五六个准备撰写的书学研究题目,祖老立即回信告诫我:“你的写作计划我赞成,只能慢慢来,写一篇成活一篇,几年以后,如果有个小体系,可印个论文集,这叫长计划短安排。肉也好,青菜也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在祖老的告诫下,一直到2005年离开六安之前,我都坚持每年至少完成两篇七千言以上长论,短论则有感而发,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功夫不负有心人,到1999年,得黄君兄无私帮助,我印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书法美学论稿》,祖老对我的期望总算有了结果。该论文集编选之时,曾想请祖老作序,后因主编催要书稿,来不及,只好用了“自序”。但到2006年前后,重新编选自己的书学论集时,则要请祖老为其中的《书法美学概论》作序了。联系祖老后,祖老欣然应允,不久便收到他的大序。大序既给予了鼓励,也提出了希望,为我今后的书学研究再次注入了信心。

祖老以外,为我书学研究注入信心者,还有一位从未谋面的老师,他就是北大著名学者金开诚先生。

在安师大读书期间,谈及搞学术、写论文总是崇拜加畏惧,认为那只有高校老师或研究所专家等人群方可为之;小地方,无图书馆资料作后盾,谁也搞不成学术,谁也写不出论文来。

直到1983年前后,快大学毕业了,偶然间从同寝室学友中借读金开诚先生著《文艺心理学论稿》,始悟没有资料优势也能搞学术、写论文!金著是一部论文集,各篇文章都很精彩,包括其中的数篇书******文。但引起我心灵震动的还是书前之代序——《致青年读者》。在代序中,金先生告诉我们:“我想,一个有志于学习的人,无论感到图书资料多么不足,要找一些讲述基本原理的书总还是比较容易的。有的同志可能认为基本原理懂了就算,还能怎么样呢?其实要讲到真正的学习和创造,在吃透基本原理、运用基本原理上还是很有可为的。”同时,又告诫我们,在没有资料优势的情况下做学问,不要去搞考据,可从分析、评论一类着手。治学当中,要像蜘蛛结网,设焦点,建联系,由小而大,逐步扩展。再就是牢记十二字真言——“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写”。

对金先生这一教诲,我深以为是,从这时起,我便默然树立了今后一定坚持业余治学的信心。

鼓励:源于报刊发表

毕业后,利用寒暑假写书学研究文章纯属业余爱好。而业余爱好,如果缺乏必要的报刊发表成果之鼓励,那肯定不会坚持长久的。幸运的是,我奉行祖老“写一篇成活一篇”的教诲,认真对待笔下的每一篇文字,写出的文稿投出之后基本上都能得到及时发表。这种鼓励对我来说真是异常重要啊!它不仅让我享受到了手稿变成铅字的快乐,更让我从中看到了自己走向更大成功的可能。

在这儿,我首先要感谢发表我处女作的戴小京先生。前文已述,1984年毕业论文完成之后,我誊出一稿投寄给《书法研究》编辑部。当时的责任编辑是戴小京先生,我并不认识他。次年,我已分配到毛坦厂中学教书,一日,忽然接到戴先生寄来的样刊《书法研究》第2期,一看上面有我的拙作《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处女作居然顺利发表于专业而又权威的《书法研究》,又怎能不让我倍受鼓励呢?继之,我第一次独立撰写的长文《论艺术通感在书法艺术中的作用》,以及另一篇长文《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也经戴先生之手,相继发表于《书法研究》当中。

要感谢的第二位编辑是白砥先生。1990年,白砥获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后,分配至《书法研究》编辑部担任责任编辑,一直到1996年考取中国美术学院博士为止。白砥担任责任编辑期间,先后发表了我七八篇长文,其中重要者就有《书法美学阿基米德点批判》《试说书法理论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中国书法生殖文化机制探析》《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中国古代书论性格四题》《书坛入静求理致 大有作为学术年——1993—1994中国书法理论述评》《也谈书法研究的方******问题》等。短短数年内,在白砥先生的关照下,拙文竟得到如此密集的发表,这种鼓励,对我来说又怎能不是很大很大呢?

再者,要感谢的是《中国书法》杂志主编朱培尔先生。朱先生于1990年代中期开始担任《中国书法》编辑,经他之手,相继发表了我的十多篇长文。《中国书法》在书法类报刊中级别最高,通过它发表文章可以说是每个搞书学研究者所梦寐以求的。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数次投稿均遭石沉大海之命运,给我的感觉就是在《中国书法》上发表文章“难于上青天”。而朱先生担任编辑之后,终于改变了我在《中国书法》上发表文章之命运。发表了众多篇目姑且从略,这里单说两件特别让我难忘的事。第一件事,1996年朱先生主动向我约稿,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书法创作与评审》写篇评论,我应约写好寄给朱先生,《中国书法》于当年第6期就立即发表出来了。书评非专论,但它是我在《中国书法》上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所受到的鼓励一点儿也不亚于专论之发表。难忘的第二件事发生在2003年初。之前的2000年,我曾完成一篇长达15000余言的专论,题为《中国书法墨色美的文化探源》,开始试投《书法研究》。遗憾的是,这时的《书法研究》编辑方针变了,以史学、史料为主,且与有关学术单位合作办刊,自由投稿他们已不感兴趣。这样,我这篇文章在《书法研究》那儿便被“搁置”下来。到2003年初,朱先生同我电话联系另一件事,他顺便问我近期有无书法美学方面的新作,我说,文章倒有,只是太长,不敢向贵刊投稿。他说,先寄过去看看。我说,那行。没想到,一个月之后,《中国书法》即于第3期将拙稿全文无删节发表了出来。对此,我又怎能不深受鼓励呢?

除上文所述以外,为拙作及时发表提供无私支持的编辑,还有相继担任《书法导报》编辑的杨森、赵鉴钺、李义兴和姜寿田先生,相继担任《书法报》编辑的陈新亚、李金豹先生,相继担任《书法》编辑的胡传海、杨勇先生,相继担任《中国书画报》书法版编辑的江丽红、鲁杨女士,现任《书法赏评》主编兼编辑的胡志平先生,时任《美术史论》兼职编辑的王玉池先生,现任《美术报》书法版编辑的蔡树农先生,时任《书法之友》副主编兼编辑的桂雍先生,以及现任《中国书法》副总编的朱中原先生,等等。他们默默给予的鼓励,无论到何时,我都将铭记心头。

提携:多赖专家约稿

报刊编辑发稿给予鼓励,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但专家约稿给予提携,对我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有时想,笔下的一些专著,如果不是专家热情约稿,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主动去思考、去撰写的。而这样一来,截至今日的收获便要大打一番折扣。所以,回顾自己的书学研究历程,我特别要感谢三位提携过我的专家学者,这三位专家学者就是陈振濂、水赉佑和周俊杰先生。

1995年元月“全国《书法学》修订会暨《中国书画篆刻年鉴(1993—1994)》审稿统稿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由陈振濂先生主持。会后,陈先生留下我和黄君、姜寿田、马啸等人,分配《书法学》修订版的撰稿任务。分配之前,我主动说,我想承担“中国书法理论史”部分,但陈先生说这部分有人写,我必须写“书法美学原理”部分,无奈,只得应允。说实话,对这部书稿究竟如何写、写成什么样子,当时心里一点儿也没数。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既蒙陈先生提携(也是信任),那就一定要把这部书稿写好。回到六安不久,便着手构思、草拟写作提纲,先后与该书责任编辑辛尘先生书信往返不下五次,直到1996年元月方告一段落。有了写作提纲,我便立即投入具体撰稿,这期间,除了白天正常上班外,业余时间几乎全用上了。紧赶慢赶,到8月底“书法美学原理”书稿终于杀青,字数近20万言。《书法学》修订版本拟1997年出版,后来不知何故,竟然胎死腹中。这样,我只得化整为零,将书中大部分内容抽出编为单篇论文交有关报刊发表,其中最后一章压缩为《书法艺术文化内涵探微》,交《书法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后,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造型艺术研究》1999年第1期全文转载。2006年前后,我编选五卷本“毛万宝书学论集”时,便将为《书法学》修订版撰写的书稿列为第一卷,并改题为《书法美学概论》。

2015年4月“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典礼在兰亭举办,水赉佑先生作为理论奖获奖者也前来参加了。典礼之前,他特意把我叫过去,问我最近有没有空闲,如有空闲,国家图书馆将组织出版一套“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其中《兰亭序》史话希望我能承担下来。水先生如此厚爱、如此提携,我岂能推辞?于是立即答应下来。稍后,史话丛书编委会同我联系,先通过撰写资格审定,又通过撰写提纲审定。由于信息交流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撰写提纲审定结果,推迟了数月我方知晓,而在等待期间,我以为提纲未能通过,于是到10月初便着手撰写起本人计划中的《兰亭学》之书稿了。直到次年(即2016年)2月中旬,编委会打电话问我开始撰稿了没有,我说没有,我还不知道提纲有没有通过呢?编委会说已通过,意见重发给我。我又说,我已着手撰写另一部书稿,而且完成近三分之一,不便中途停下,《兰亭序》史话能否推迟点。编委会说可以。于是,我在完成《兰亭学》草稿后,谨遵承诺,接着投入到《兰亭序》史话的紧张撰写,并于2017年5月底交出定稿,题为《〈兰亭序〉史话》。后经多次校改、调整,定稿为14万字,2019年6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6年底,有一天,周俊杰先生打电话给我,说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拟编撰、出版一套书法教材,其中《书法美学》想请我合作,共同署名“主编”。我明白,说“合作”是周先生客气,其实是在提携我、信任我啊!我立即回答愿意。过了几天,郑大书法学院周林坡书记同我联系,最终敲定书稿由我独立撰写,成稿后由郑大书法学院聘请校内外专家各一名初审,再由周俊杰先生终审、定稿,书稿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也许等着教材要用,编委会要求各册教材2017年6月底之前完成初稿,9月底之前定稿,12月底之前付梓。然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谁也无法完成。就我承担的《书法美学》来说,不要说现“撰”来不及,就是现“抄”(并抄后立即照排、校改)也来不及。无奈,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稿,我只得从现成的书稿(而且是照排、校改好的电子文本)——《书法美学概论》和《书法美的现代阐释》增订版——中,辑出相关文字30万言,算是“编撰”出一部新的教材《书法美学》来。即便如此,经过统稿、修改、再修改,也拖到2018年2月方完成交付出版的电子文本。后来,该套教材出版有变化,甚憾!

撰写书稿很辛苦,但诸位专家的提携及其信任,让我踏上书学研究新台阶,收获一些新成果,却又倍感快慰!

定向:取决环境职业

对绝大多数硕士生与博士生来说,他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往往由导师来决定,导师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就会指导他的学生朝什么方向努力、发展。而对我来说,由于无缘读硕、读博,研究方向则取决于自己所面临的环境和职业。

前文说过,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教书,那里用于书学研究的资料可说一件也找不到,我只能每月挤出少量工资通过邮购获取一点可怜的资料。至于订阅书法报刊,一年就一次,倒能保证。可除此以外,再也没有获取研究资料的途径了。有人也许会说,不能到高校、大城市的图书馆去借阅资料么?然而借阅资料谈何容易!一则平时要忙于教学,哪有大块时间让我外出?二则寒暑假有时间了,但大图书馆不对社会免费开放啊!正因为如此,一出大学校门,我便将自己的书学研究定向于书法美学。书法美学重思辨,对资料要求不太高,很多地方可借助于二手资料,不像书法史学必需大量第一手资料。好在我是一个幸运者,1980年代书法美学是显学,大家都在思考书法美的问题,容易接受思想的碰撞,并不断催生自己的独特思考成果。假如大家都不关心书法美学,仅少数人在那儿“自拉自唱”,自己有关书法美的思考也不会及时得到扩展与深入。记得从1980年代以来,有关古代书家个案的学术研讨会有十多个,可我从来都不敢贸然参与,因手头缺少可供参考的第一手资料啊!直到1995年前后,随着相关资料的积累,才敢在20世纪书法理论史方面试笔写下系列述评文章。受整个学术思潮影响,大约从1992年前后开始,书学研究的显学位置逐渐转向书法史学,但我还得坚守书法美学阵地,就一个个有待深入的书法美学问题展开自己的思考。

比较而言,书法美学是新学,积累少,经验少,做起来很艰难,出成果更难。而不像书法史学研究有悠久的传统,搞的人多,经验也多,借鉴起来方便,相应地也容易出成果。书法美学特别需要交流,但经过十多年的沉寂,搞的人已少得不能再少,到哪里去交流呢?正因为如此,时至2004年,我便明显感到书法美学研究深化不下去,找不到好的题目来做书法美学文章了。幸得次年职业改变,而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书学研究主攻方向。

从1984年7月到1990年7月,我的职业是教书;从1990年8月到2005年2月,我的职业是在宣传部从事党员教育工作;从2005年3月开始,我应聘到了兰亭书法研究所,职业就是专门书学研究。这时,除了可以同时研究其他书学问题,重点无疑应该转向有关兰亭问题的研究了。身在兰亭,不研究兰亭,不把兰亭研究作为主攻方向,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困难的是,兰亭这儿也缺乏相关资料。鉴于此,2005年底我拟订了一个计划,争取花数年时间,将成篇的古今兰亭资料尽量搜集齐全,整理出一套“兰亭文化研究”系列丛书。该计划次年开始实施。两年后,将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的兰亭资料作一统计,竟多达600余万字。这样,出丛书单册太多不便检索,又想到改编为上中下三巨册,大十六开本,精选文字400余万言,图录数十帧,并定名为《兰亭学文献汇览》。该汇览经*********时间的充实、调整与校改,到2015年5月间大功告成,而今尚在争取公开出版。进入兰亭书法研究所以来,在开展资料建设的同时,我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兰亭的长篇论文,2011年结集为《兰亭学探要》,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除此而外,我老早就酝酿撰写的《兰亭学》专著,于2015年10月初着手草拟,历一年余,至2016年10月底杀青,字数50余万言,目前正在听取各方专家意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校改。其中“导论”部分,拟题《兰亭学:从学科定位到学科构建》,参与“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征稿,荣幸成为“入选”(即获奖)论文,并赴会进行了宣读、交流。“导论”部分是全书大纲,有关兰亭学的重要理论问题都得在其中予以思考、予以明确。这部分文字认为,兰亭学关注《兰亭序》及相关问题,直接从属于中国文化史研究,是文化学与历史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不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发展轨迹,而且有特定的内容构成(即包括《兰亭序》研究、兰亭雅集研究、兰亭诗研究和兰亭接受研究四大版块的内容构成),是已然存在的《兰亭序》研究所无法涵盖与取代的。

确定研究方向,也就是设立焦点,让你思考问题围绕着它,让你搜集资料围绕着它,让你撰写论文、论著也围绕着它。唯如此,方可能一步步由浅入深,占据该领域之前沿阵地。否则,什么都写,什么都不精,那所谓成果也就没有多少含金量可言。

当下书学研究,由于种种因素影响,有的偏重资料,以辑佚(汇编)、校勘(标注)、考据(辨伪)为主;有的偏重理论,专注美学、批评、教育以及史论等,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只要做得好,皆可促进书学发展。唯一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将二者混同以前者冒充后者,甚至将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而阻碍当下书学研究推出属于自己的思考成果。自介入书学研究以来,我虽然也重资料,耗时*********编校《兰亭学文献汇览》,但更重理论,更重理论中的创造,因为,只有后者才能给我带来那种难得的“思之乐”!

 

 

                                                  2018年2月上旬

草于兰亭书法研究所

(作者:毛万宝   2020年6月于绍兴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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