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教师 卓理泉
巍巍大别山，滔滔淠河水。在大别山东侧九十余里有个古老的小城——六安州，城北四十里有个镇，名曰木厂埠，原先只有一个地主家开设的树木厂，其他仅有三、四户木匠店。我家祖辈务农，祖父中年时才到小镇开了个木匠铺子，尽管终年辛勤劳作，家境却依然穷苦。父亲是爷爷的小儿子，一米七左右的个子，浓眉大眼，身板结实，聪慧、机敏、勤劳、忠厚、善良、勇敢、坚强。年轻时便立志要改变家庭的处境，十七岁就投奔六安城最负盛名的梅家木匠店学徒帮工。先后七年，白天虚心求教，刻苦钻研，夜晚上工人夜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把木匠的十八般武艺都娴熟掌握，并且粗识文字，粗通珠算。上世纪三十年代，某县长要娶儿媳妇，决定从城里选聘四个木匠名师，为其打造一张架子床，我父亲被荣幸选中。图纸是从京城花重金购得的，床的四壁要求按《红楼梦》《三国演义》的戏文段子雕绘出来。大凡人物造型、道具场景都必须栩栩如生。四个名师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精心劳作，总共花了两个半月才完成这件杰作，一时轰动县城，传为佳话。
七年后，父亲回到小镇，娶妻成家，仅向爷爷要了一套木匠工具，便分家自立门户。房子是租的，靠卖小农具和小家俱维持生计。开头两年挺艰难，据说年三十上午卖了一张小桌子，买了一斤肉，才凑合把年过了。
抗战后期，日本鬼子没打到我们家乡，父亲高超的手艺逐渐在十里八乡传扬开来。他做的犁杖和扁担供不应求，大地主家盖房要的雕梁画栋，全镇只有他一人能够接活。至于木工用的刨子更是高难度的手艺，一次六十里外的一个木匠专程来请他订做。生意越来越红火，他只好把我的单身汉堂叔请来帮忙，后来还带了个小徒弟。
随着家境改善，爷爷病逝后，他把奶奶和小姑母接到家一起过。两年后，大伯病故，大妈改嫁，他又把十三岁的堂姐接到我家养育。当家里有些积蓄后，父亲竭尽所有，买了一处破旧到几乎要倒塌的九小间草房子，经过父亲和叔叔的艰辛改造，我家终于在1945年10月搬到属于自己的新居。居所前后有两个小院子，后门外依傍着一条小河，它是淠河的支流。春汛时，满河湍急流水，一团团水沫花翻滚向前，好看极了。
新居宽大些，父亲有时也做两口棺材卖，他做的寿材在小镇上是出了名的好，不仅庄严大气，揭开天顶盖映人眼帘的是雕绘的天花板，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屏，令人赞不绝口。不过，地主老财们要先付买杉树的银元，父亲和叔叔在初春季节要到深山里采购。去之前必须把几百块银元缝制到布袋里，而后捆绑到身上，外面再穿上一件外衣严实遮盖，日行夜宿，很怕遇上土匪强盗，一般要急速步行两三天才能到达老山里的黑石渡、漫水河一带。然后先精心选购好杉树，再一步步运到淠河河滩捆扎成木排，待河水上涨时用竹篙放木排回六安，等河水平稳时再放回木厂埠。
有一年发大水，我到六安北门外大河滩看我家的木排，只见河水汹涌，浊浪滔滔，突然我家木排被大浪冲散了一边，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和叔父挥动竹篙和长竿竹刀在木排的前后左右翻飞，像沙场的勇士，奋力与洪水搏斗，敏捷地连揽带捞，把散架快漂走的木头急速抢回，并重新捆绑结实。我最终松了口气，对父亲和叔父的勇气十分钦佩。
我家步入小康后，四面八方的穷亲戚相继来走访。他们到我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月两月，我父亲一向都热情接待，从不闲是闲非。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公八十岁左右在我家住了四年。
街上有个无依无靠的穷铜匠，求我家店面的一个拐角摆个铜匠摊子，以便糊口，父亲热情应允，一用就是五、六年。后两年老铜匠得了严重的肝病，直至黄疸腹水。我母亲很不高兴，跟父亲吵，要求父亲赶铜匠搬走，父亲总是耐心劝导，不忍心赶人家走。恰在那时，我被传染上肝炎，且迁延多年。老铜匠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参与了处理后事。
我家街对面是个大地主家开的米行，老板父子俩财大气粗且是一米八的大汉。米行里雇了好几个伙计，有一天，老板的儿子把一个伙计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放手。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大喝一声：“住手！不准欺人太甚！”老板父子凶狠地骂我父亲多管闲事。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像愤怒的雄狮，怒斥对方，声震屋宇。对面身高马大的父子俩暴跳如雷，几欲跨过街面来惩罚我父亲。我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吓得体似筛糠，生怕父亲吃亏，哪晓得父亲岿然不动，准备迎击。对方深知这位平时扛木头，拉大锯，抡大斧的木匠力大无比，因而不敢冒然来犯，只得骂骂咧咧地龟缩到米行里面。
1948年春季，国民党的一支杂牌军路过木厂埠镇。一天下午，七八个大兵住到我家店堂，还把抓的一个壮丁捆绑在我家堂屋的后门柱上。我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到了下半夜，趁大兵们熟睡，机警地把壮丁松绑从后门放走。第二天早晨大兵们训斥我父亲，父亲从容地说自己睡着了，实在不知情况，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48年隆冬，父亲和叔叔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民工大队。父亲推车，叔叔拉车，冒着战火硝烟，运送粮草上前线，前后一个星期，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辗转两百多里，和几百万民工一起浩浩荡荡支援前线。
1949年元月中旬，一支从淮海战场胜利归来的解放军队伍，路过我们小镇，军队的医护人员把一个重伤员安排到我家暂时疗养。父亲用厚厚的稻草帮他搭了一个床铺，每天除了按时给他端水送饭外，还要遵照医嘱，帮他清洗消炎创伤，更换药棉纱布。十一岁的我看到伤员右臂上方被炮弹炸飞的血肉，连骨头都露现在外面，吓得瑟瑟发抖，而父亲那抡惯斧子的手却显得十分轻柔，小心翼翼地操作。令人敬佩的是那位伤员叔叔一声不吭，非常坚强。一个星期后，部队又派人把他接走治疗。
1951年秋，十四岁的我考上省立六安高中，住校生每月末周六下午允许回家一趟。那时公路是土路，没有汽车，虽然只有四十里，一趟步行却要走五六个小时，星期日下午还要赶回学校。父亲看到年幼体弱的我来回走路很吃力，就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星期日下午骑车送我回学校。路上有时还给我讲些励志的故事。1954年8月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父亲很高兴，临行时给我做了一根小扁担，一头挑一床棉被，另一头是一个二尺长的小竹箱。我大学毕业后就分到首都的一所中学教书，并坚持把月工资的一半寄给父母。
“一化三改”期间，党组织吸收我父亲参加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后任命他筹建六安县农机厂并担任首任厂长。经过一年的奋斗，县农机厂初具规模。但为了照顾家庭第二年他就辞去厂长职务，回到小镇当合作商店的经理。由于正直善良、办事公道，一直干到六十多岁才有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卸任后，他主动要求到离镇子八里地的黄店子代销点工作。这是个一人店，每星期要挑一担大约一百斤左右的货物充实店铺，半年后这个点就扭亏为盈。因为是个一人店，为了工作，他曾经三天三夜发高烧，也没有请假回镇上治疗，最后竟落下顽固的面神经麻痹症。
父母年纪大了，为了尽孝，我也从北京调回六安任教。先头，我请了一个著名的针灸医生给父亲治面神经麻痹，半年后虽有好转，但没痊愈。后来父亲又长年咳嗽，1978年春，我带他到专区大医院检查，等到胸片出来后，医生告诉我：锁骨下方左肺上有一个6×8厘米的大肿瘤，结论是晚期肺癌，只好先住院保守治疗。在那四十五天里，我白天要给毕业班辅导高考，晚上要到医院照顾父亲，和他睡在一张病床上，早晨帮他倒便盆，打完早饭后我再回学校。父亲出院后回到家里休养，但身体越来越垮。1979年12月底父亲病危，我们五个子女纷纷赶回家里。母亲告诉我们，父亲癌症再疼也没哼叫过一声。我是28号先赶到家的，当晚姑父母来看望父亲，父亲斜靠在床头，当着姑父母和母亲的面满怀深情地说：“我大儿子几十年支持我维持这个家，没有我父子俩这个家早就散了！”真没想到，父亲临终前还在点赞我。12月31日晚上，因为三天没能吃饭了，他已经意识到大限将至，就问我：“今天是多少号了？”我回答说：“今天是12月31日，明天就是1980年元旦了。”听完后他就闭目睡了。弥留之际他还默默坚持。元旦上午8点，他要求坐起来看看，大约是最后的依恋吧，强壮的弟弟扶他坐起，我说：爸爸，今天是元旦了。他看到床前我拉着他的两个孙子齐喊“爷爷！爷爷！”，似乎是满意地闭上了眼睛，一口气接不上就溘然长逝了。那天，天气特别冷，堂屋门开着，低矮的茅草房四壁透风，我们都沉浸在悲痛中，不约而同地失声痛哭：他一生太劳累，太辛苦了！只活了虚龄七十二岁呀！3号出殡时，漫天的鹅毛大雪上下飞舞，像是给这位平凡而又令人钦佩的木匠——我敬爱的父亲致哀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