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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防疫那些事

编辑:宋明俊 来源:本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0-04-02 09:10:43 【字体:


  1.

  春节前那几天,女儿打电话再三叮嘱出门要戴口罩,病毒已经很严重,我还不以为然,对于女儿那种有点过分的卫生习惯,我一直不予支持。我利用下班时间计划着买齐买足年货,一心扑在过年上。

  不料,元月二十三日(除夕的前一天),镇上紧急召开了抗战疫情的动员会,加上各大媒体几乎全是有关疫情,有关武汉,有关医护人员的新闻,消息一个比一个令人担忧,我这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匆匆忙忙,心不在焉地在家过了个年,大年初二被召集回到了村里。镇干部协助村两委成员利用电话和下户登门摸排两种方式,着重摸排了涉鄂涉武返乡人员,并迅速对有关人员实行了居家隔离,居家观察,由村干部配合村医上门测试体温。对不居住在本村境内的涉鄂涉武人员,原则上我们第一时间通报给居住地,应该由居住地予以监管,可一时半会协调不了,情急之下,我们分成三组,分别冒着风雪开车去了六安、三十铺、木厂给有关人员测量了体温,安排他们居家不要外出,时刻保持和我们联系。把这些危险人员统统安排妥当之后,天已渐黑,雪越下越大,我们一群人面面相觑,在还能不能回家的这个问题上犯了难。现在谁也保证不了在接触了武汉返乡人员之后我们有没有被染上病毒?我们书记想了个“点子”,没有酒精,没有消毒液我们可以用白酒消毒,既然是消了毒,我们就能回家。我百度了一下,百度上说:白酒是不可以代替酒精消毒的,但可以作为应急使用。

  我在短暂的纠结之后,放弃了回六安的家。只好一个人回到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居住过的老宅子,我打电话跟老公简要说明了一下情况,我说我必须在老家自我隔离,等放心了才能回家见他们。老公一下子火了,责问我们都是怎么想的?说我们是在“裸奔”,这样的登门工作模式很可怕,久而久之,镇村两级干部会形成一条大的“传染链”,没有这个病毒便罢,一旦真有这个病毒,后果不堪设想。火过之后,他又问我吃饭没有?他说冰天雪地的,一定要吃饭,只有吃饱饭,把身体养好,病毒才找不上你。我感觉他说的有道理,原本不准备吃晚饭的我,泡了一大碗方便面,狼吞虎咽吃得一干二净。

  老家房间的墙面张贴着几张儿子从小学习拼音的挂图,拼音字母的间隙随处可见他歪歪扭扭的“杰作”,真可谓是“图文并茂”;女儿的芭比娃娃睁着大大的眼睛朝我微笑着,那一头卷曲的黄发曾经是女儿的最爱。刚刚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一想起女儿(女儿是个医生,在医院工作),我又不安起来,我没敢打电话,恐怕她在医院值夜班,只是试探着发去了一条微信信息:今晚值班没有?女儿没有回复。一个多小时后,女儿回复了:在值班,刚刚在忙,疫情很严重,你们在家不要出门!我们很好,放心,我去忙了。

  手机里大量有关疫情的信息令我不安和心痛。医护人员顾不了个人的安危战斗在一线,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医生和护士驰援武汉。疑似那么多,确诊那么多,一个个冰冷数字的背后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我受不了那样的一些场面,正在抹着泪水,发现我已被拉进镇上疫情防控工作群里,群里弹出一个通知:XX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即将开始,请相关人员下载学习强国APP立即进群参会。儿子也发来信息,大意是要我注意安全,一定要按时吃饭,我一一答应,好让他放心。

  夜已经深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外面的雪也许停了,没有再听到风裹着雪的怒吼。我心情沉重,心乱如麻。

  2.

  后续的一连好些天,我们在第一天排查的基础上,继续深挖细找,唯恐“漏”掉一个可疑。在排查返乡人员的方法上,首选是打电话,电话打不通就必须得下户,即使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很排斥下户与人接触,担忧自身和他人的安危,但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好在我们下户时基本选择了在室外说话交流,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都戴着口罩,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最好防护。

  更让我们作难的是有的人心里有顾虑,怕被隔离之后就不自由了,明明是从疫情区回来的,他(她)隐瞒说不是或者是故意把返回的时间往前提,提前到没有发生疫情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导,做思想工作,甚至要想办法通过外围邻居、亲戚了解其真实情况。我们村有一户,小两口明明是元月十二日从湖北回村的,他硬说十二月初就已经返回,态度不好,拒绝隔离。僵持到最后,他们说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不愿意配合隔离是因为他们家没被评上贫困户,没有吃上低保。可他们家里有商品房有小轿车,仅因为一个患有慢性病的母亲,又怎么能被评为贫困户?啥情况都有,总之,要想尽千方百计弄清楚每一个返乡人员从哪里回来?什么时间回来的?有没有经过疫情区?如果是疫情区返乡人员,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时候回来的?乘坐什么车子?和谁一起?现在住哪里?和谁一起住?

  短时间内,我们要做的工作太多,例如:红白喜事的干预、对五类人的关爱、严禁拜年、聚会、打牌等等。这个时候如不依靠志愿者和群众,每个干部就是长八只手,九个脑袋也完成不了。

  就像网上有人调侃的那样,国旗、红袖章、大喇叭又上场了……不怕笑话,我们也一样,该上场的都上场了,一样都没少。我是个农民,我的想法很简单朴实,我认为:戴红袖章是因为要区分谁是防疫工作人员;大喇叭是为了宣传;升国旗是因为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这非常时期,需要激发爱国主义精神,自古以来,中国人民都是不怕困难,勇敢善战的,这是在造氛围、鼓士气。

  国家有难,我们作为最基层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守一方群众安宁,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责无旁贷!一切都是为了宣传,为了让村民明白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并且自觉地加以防范;一切都是为了抵御病毒的侵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话,更不是在搞形式主义,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有必要说一下,有好多村民是不愿意戴口罩的,说戴着急,也不太关心疫情,他们认为病毒离他们很遥远。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是要跑到外面晒太阳,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扎堆聊天,甚至是打牌,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难度。鉴于这种情况,村里成立了一个小“督察组”,开着宣传车满村转,严禁扎堆谈心,一旦发现有聚集打牌,不听劝阻的,立即报警。

  大多数村民都是理解的,也很听话,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屡教不改。

  其中还有不愿意配合隔离的;有硬闯卡点的;有不符合规定强行要我们开出入证明的等等,口角时时发生,有些攻击语言令人发冷、寒心。

  我们利用条幅、宣传画、给村民的一封信等宣传方式进行宣传。村里的大喇叭不断变换内容,从普通话到方言,从打油诗到大鼓书,该发挥的“才艺”都发挥上了,想尽了办法,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村民能有兴趣听进心里并加以接受。

  在农村基层抗战疫情的中坚力量是警察、医生、镇村两级干部、广大党员和志愿者,就拿我们镇上来说,这群人中很多都是八零、九零后的年轻人,学历有本科,也有研究生,年轻公务员大有人在。他们中有的孩子很小,有的还没结婚。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日夜坚守,他们还那么年轻,都是血肉之躯,他们就不怕传染吗?

  镇上党委、政府值得肯定和表扬,他们日夜操劳,科学谋划,是全镇抗战疫情的总指挥部。他们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一起抗战在一线。

  还有这群人中的村干部,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的工作。往往工作中还会出现两头受气、无人理解的尴尬境遇。可这群人没有计较个人得失,在这个平凡,甚至是被人漠视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这次疫情也不例外,村干部是每个村抗战疫情的主心骨,从年初二至今几乎无人休息一天。

  还有广大党员、村民组长、志愿者,他们更是难能可贵。他们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把个人的安危置身度外,其实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在家呆着为国作贡献,可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

  这次疫情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真正含义,可面对一些冷漠和质疑,请允许我在这里为我们基层发个声:我们也很难,请理解我们!

  3.

  心暖远远大于心寒,在这次抗战病毒的过程中,我一直被深深感动着。

  “封村”工作开始,农村居住零散,为防止外来人员,各条要道都需要设立卡点,卡点防疫人员和志愿者的积极报名,颠覆了我的想象。

  小到返乡的大学生,老到六七十的老人,踊跃报名志愿参与村卡点的防控工作和宣传工作。我们村有个老共产党员,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且还有一身的慢性病,他报名想参与村卡点工作被我们谢绝之后,他一下子伤心地哭了,他说他老了,没有用了,国家现在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他却什么忙都帮不上。我们跟他说:您老只要在家好好呆着,就是给国家做贡献了。他听话地点点头,转身离去那种颤巍巍失落的样子,令人动容。

  已六十多岁的村保洁员解山,每天完成他所负责区域的卫生工作以外,定时到卡点值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在卡点度过。当有人问他防控值班有没有钱?他说:护我们自己家村人平安还要问国家要钱?那么多去援鄂的医护人员得问国家要啥?

  贫困户张平母亲是精神病,五岁的儿子先天聋哑,小女儿刚刚两岁,他们一家四口于春节前回妻子娘家湖北黄冈,至今被困不能回来。原本一家人仅靠他一个人挣钱维持生活,现在被困在黄冈无法就业,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通过微信转账捐赠三百元到村,说是尽他一点心意,我劝他不要捐赠,他却执意要求。后期我们通过民政部门为他争取了疫情期间残疾人补助五百元,他坚决不予接受,又被转捐到民政部门,再由民政部门统一捐赠到武汉灾区。他说:在他最困难时期,是国家扶贫政策帮了他,现在国家有难,他不能再接受救助,他说他目前一家在湖北吃喝没有问题,把那些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五十多岁的村民霍好,外号“铁公鸡”,可就这么个“特殊人物”,他竟然捐赠一千元,有人怀疑他别有用心,向他提出质疑,他说:我有啥用心?我一不想要低保,二不想贫困户。我们在家蹲着不觉意,你没看那些前线的医生和护士有多苦多累,依我讲当全国人民都要捐点钱,给他们生活搞好些。

  疫情期间不断有村民捐款、捐口罩、捐消毒液,还有爱心人士捐赠的牛奶、方便面和饼干。所有村民捐赠的善款一律张榜公布,然后上缴民政,由民政部门统一捐赠到武汉灾区。口罩和消毒液我们统一安排好,然后按量的多少,分期分批发放给村民。食品类的不多,除了发放给几个卡点,剩下一点都给了敬老院。防控物资这一块管理的特别严格,进出都有详细地登记,定期接受检查,那怕是一袋旺旺雪饼,你也得写清楚它的去处。我感觉这一块这样管理得很好,杜绝了后患。

  进入二月以后,镇上每天不定时有好几批APP大数据通报给我们。(APP数据分为好几类,例如:在疫情发生的时间段,乘坐过武汉或者湖北的飞机、动车等交通工具人员;途经武汉或湖北人员;自驾从高速路经过武汉人员;曾经和确诊病人共同乘坐飞机、动车或汽车人员;从其它地方返乡人员等等)这些数据一旦通报给我们,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核清楚,做好电子表格反馈给镇上,镇上再上报给区卫健委。然后根据居住情况第一时间抓好落实,该隔离的隔离,该跟踪随访的跟踪随访。

  我是报表员,每天负责各类报表的整理、填写和报送,为了能及时报表,要坐在电脑旁时刻关注,反正中午饭回家也是一个人,所以,每天中午就在村里凑合着吃点。一天中午,我正吃着泡面,我们村一个七十多岁的五保老人,腿脚还不灵便,他竟然给我送来一篮青菜,外加一大把小葱,又从篮里摸出一小包东西。他说:看你天天回大冲(我们村庄的名子),没从六安带菜吧?听人说看你在村部中午饭吃方便面,你寡吃方便面不照,我带几块盐鸭给你,你明中午烧点干饭吃吧。当时,我的泪“刷”地流了下来。

  几块咸鸭被两层方便袋包裹着,我慢慢剥开袋子,一共有咸鸭四块,一块鸭腿,一块鸭中翅,还有两块鸭胸脯肉。我知道这四块咸鸭已经是鸭身上最好的地方了。咸鸭很香,好几天没见荤菜的我,有种控制不住的食欲,可我没舍得去吃,只是看看一饱眼福,这么美味的东西,我怎么能轻易去享受?我小心翼翼地又重新包好。下午下班时我留下几棵青菜,其余的青菜连同咸鸭一起,又送回了敬老院,并叮嘱他们特殊时期在家呆着不要出门。

  我快速走出敬老院(不敢逗留太久),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地平线,我仰望着天边淡淡的夕阳,一丝丝忧伤涌上心头。因生计,我和爱人已两地分居近二十年,每年只有过年才能在一起聚上半个月,我眼巴巴地向六安方向望去,老公和儿子就在那儿,可我又怎么能回去呢?

  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从女儿朋友圈里看到女婿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正在给病人看病(在这之前我也只了解女婿年初一上班已被隔离),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再也淡定不了,立即打电话询问女儿详情,女儿一口咬定说是在发热门诊,暂时还没有到前线。我又不放心问女儿她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她说她在ICU(重症监护室),非常的“安全”,叫我放心。我关注了女儿所在医院的公众号,了解到他们院的老区已被改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的集中隔离区,在一份志愿去前线的请战书上一眼就看到女儿的名字,上面按着她鲜红的手印。我知道,无论是什么情况,我不能再说什么,孩子们自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可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曾几何时,女儿还是个需要父母呵护、淘气而又乖巧的孩子,可现在她长大了,必须得像一个成人的样子面对一切。由于不在一个城市,医院工作又忙,一年见不了几面,我一直非常地想她、牵挂她,在这疫情爆发期,女儿她是个医生,她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她无法在家呆着避难。就像我们很多人,也无法呆在家里一样。

  不安和心痛一直伴随着我,几乎是忘记了饥饿,不想吃晚饭,可又怕身体搞垮了没有抵抗力,我正准备下点面条,手机响了。电话是我所联络的一疫情区返乡人员打来的,此人是从武汉理工大学回来的大学生,白天还好好的,天黑突然发烧并伴有腹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瞬间把我们给击晕了,这个大学生元月十日回到村里,由于当时还没有管控,他一直在外“活动”,据了解,镇上的两家大型超市和菜市场他已经逛过多次,甚至参与了本村及其它地方的两家婚宴。我们更是直接或间接接触过,如果是,后果不堪设想……

  当120鸣着笛划破黑暗的夜空,拉走大学生的那刻,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特别令人崩溃和心碎。

  那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我们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结果。如果无症状也可以传播,那我们村里几个干部又能幸免几个呢?还有我们接触过的其他人,不敢往下想……我们在村防疫工作群里互相安慰,抱团取暖,发一些搞笑视频缓解气氛,相互解压。

  好在有惊无险,经六安人民医院鉴定,确诊为普通感冒。

  在一切归为平静之后,夜也安静了,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清冷而美丽。希望明天是个晴好的天气。我们期待着! (梁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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