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家乡的回信到了,潘黎明一把扯开信封,信纸上只有一行字:你母亲带着弟弟外出讨饭,去向不明。刹那间,1929年那个夏天的一幕再次浮入脑海:他抹着泪水,头也不回地赤着脚跑去参加红军队伍,身后的田埂上是垫起脚来望眼欲穿的母亲,旁边是牵着衣角的弟弟。这样的锥心之疼,让他痛苦地弯下了腰。回到家中,他小心地征求了新婚妻子的意见。出乎意料的是,年轻的妻子很明事理,说:“咱妈和弟弟,我们不去找,还指望谁去找?”

　　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潘黎明立即给组织上打了转业回乡报告,阐述了原因。组织上虽然不舍这位作战勇猛彪悍的老连长,但也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和思母之情,在开具介绍信的时候,特意交代,拿着这个介绍信到南京华东军区司令部驻地去报到,按照政策,可以要求在南京、合肥华东野战军大机关或金寨县城安排工作。潘黎明心里想,母亲和弟弟又不在南京、合肥和金寨县城,这里条件再好又有什么用。在婉拒了众多首长和战友们的盛情挽留后,潘黎明带着妻子直接回到老家——花石大湾。故乡的风、故乡的山野扑面而来,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但他无暇徜徉其中,因为母亲和弟弟还没有消息。

　　望着地上的一些残垣断壁,潘黎明的大脑是一片空白,这可是老家原来的房子啊。夫妻俩问遍了村里的老人,大家都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去哪里讨饭了。心中虽是焦急,他却不慌,这也得益于长期的一线指挥经历,养成了缜密分析判断问题的习惯。自己参加红军走后,无论是国民党军卫立煌所部还是地主还乡团都不会放过母亲和弟弟,被烧成白地的老屋就是见证,他们在老家肯定是待不住了。母亲胆小,倒也谨慎,他们要饭肯定不会去管辖花石的六安县六区北面、东边的古碑、槐树湾还有麻埠等地,这些地方熟人多,容易被人认出来。商城那边的顾敬之民团残酷异常,估计也不会去。那么就只有南面的湖北这一块还安稳点。

　　确定了方向,事情就好办了。讨饭这个行当潘黎明也不陌生,自己8岁时,不也跟着母亲讨过饭吗?更何况现在解放了,再也没有国民党军和地主民团了,虽然还有点土匪,倒也不值一哂。横亘在南面的马鬃岭要是与雪山、草地比起来更是不值一提,虽然现在腿脚不灵便了,但是手中也有一根得力的拐杖。

　　早春的马鬃岭乍暖还寒,山脚向阳处的树梢枝头只散落几点鹅黄,一个中年人正踏着寒铁似的石头小路踽踽独行,走得热了,倒也不急,用拐杖顺势从石头上敲下来一个倒挂的冰凌,解解渴;重重地呼出几口白气后,继续赶路。寻母的路上,潘黎明看到那些讨饭的人,就心酸,忍不住上去接济一下,然后打探母亲的消息。时间久了,英山、罗田和金寨交界地区要饭的人,都流传起来有个姓潘的好心人在寻找母亲和弟弟的消息。

　　“父亲去世也有些年头了。”潘义强有些哽咽,“在哪里找到奶奶,怎么见得面,也记不清了。”或许就在山涧溪水边趴下去喝水时,一抬头便是母亲的泪眼;或许就是在街角屋檐下,脱下鞋子磕磕里面的泥土刚起身时,一扭头便是弟弟乞讨的手;又或许夜半破庙,蜷缩的人群,翻下来一个年轻人,跌在清朗的月亮里,就是弟弟。或许,或许,都已不重要了。母亲和弟弟找到了就好。

　　1957年,组织上将潘黎明调整为金寨县副县长,分管转业、复员军人安置等工作,直至1968年。在此期间,他因为一头猪的事情,先是被人冤枉举报,后又被人们所称赞。

　　1962年春节前,金寨县委和政府要召开烈军属会议,县政府食堂让食品公司提供50多公斤猪肉。食品公司的张经理可愁坏了,搞“大跃进”,人的口粮都成问题,哪有东西去养猪啊?只有到街上去打听,一打听,也有几家喂了猪,其中就有潘县长家。

　　潘黎明布置的任务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这里,望着哭丧着脸的张经理,他又于心不忍。家里养了猪是不假,而且还挺肥,150来公斤吧。可这猪是全家人的宝贝,在东北当过护士的媳妇刘淑云,把这“猪祖宗”照顾得无微不至。“张经理!”潘黎明一挑眉毛说,“那你们就买个50来公斤的小猪,杀了不就好了吗?要不你去找省军区后勤部李春华,用小猪崽换一下?”“县长,不瞒你,我们食品公司是有50公斤左右的小猪,但是猪没有膘啊!还有要杀三条小猪才够50公斤肉啊。”没有膘的猪肉大家都不喜欢吃,炒出来的菜还没有油水,这倒是实情。“县长,李春华要两条小猪,不然不换。把你家的猪杀了,我们只买50公斤肉,剩下的你留着给孩子们吃。”盘算了一下,自己两口子和孩子们少吃点或者不吃,给母亲和弟弟家也够了。

　　晚上,在大湾的叔叔又驮走50多公斤肉,孩子们望着所剩无几的猪肉,都气鼓鼓地不作声。“老潘,猪肠子洗好了吗?你要快点,猪血都快结住了。”刘淑云弯着腰端着一个大锡盆进来了,“都来帮忙!”孩子们都好奇地围过来了,一闻,喷香扑鼻,便又喜笑颜开。原来刘淑云早就想好了,留下猪肚、猪肝、猪肠子,把猪其他的内脏和下水洗净后,切成丁和着葱姜蒜沫,搅和在这一盆放了盐的猪血里。潘黎明赶紧把洗净的猪肠子端了过来,在肠子外面攥住大漏斗,刘淑云手巧,呼啦啦往里倒猪血,然后胳膊几挽几不挽,像织毛衣理线团一样,猪肠子便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鼓了起来,大孩子们慌不迭地给排气和系绳子。刘淑云边灌边告诉孩子们,这在黑龙江外公外婆家那里叫血肠。

　　来年季春,心有歉疚的潘黎明赶快到食品公司挑了一头最大的小猪崽买回家,小女儿看见了,从门上撕下一块红纸高高兴兴地贴到了猪圈门上。

　　一转眼,到了1963年4月,全县开展“五反”运动,有人举报说,潘县长从食品公司买了一头大肥猪,贪污腐化。潘黎明没有慌,张经理倒慌了,赶紧拿着发票底根拽着县委经办的董庆云,还有李春华去会上说明情况,买潘县长家肥猪肉是每公斤1.46元,潘县长买猪崽是每公斤1.56元。末了,张经理回过头来小声说,今年召开烈军属会议的猪肉估计还要麻烦潘县长。“我同意不同意,不要紧!”潘黎明续了一口茶,“你要去问问我女儿同意不同意。”会场上,大家都笑了。

　　10多年过后,弟弟家的7个孩子逐渐长大了,潘黎明也退居二线了。他们每到正月里就给大伯拜年,望着一桌子坐不下、坐了两桌子的家人,潘黎明很开心。这个时候,有的侄子、侄女就动了心思,临走时托婶娘和大伯带句话,能不能想想办法吃个商品粮。结果第二年正月里吃饭的时候,开始还吃得好好的,末了发了一通火。“你们要去当兵,只要体检没问题,我支持!”潘黎明把筷子往碗上重重一架,“但是要吃商品粮,不可能,凡事都要按制度、按政策、按规定办!”侄子、侄女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告辞,溜之大吉。

　　1978年12月21日,潘黎明去世,被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安葬于金寨烈士陵园。但是他的“两个半生”的故事,却在金寨广为流传。　(下)(任少松　王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