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月19日武汉返乡，参加了表妹的结婚酒

　　1月19日早上，我坐高铁从武汉回到安徽亳州的农村老家，那时疫情信息还没有引起大范围关注。我自己当时也没当回事，当时火车站与列车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由于原定正月初八在老家办结婚酒，在学校忙于工作，尚未来得及邀请家乡的朋友，返乡路上我还在联络几个多年未见的好姐妹，满心欢喜地期待着相聚。表妹1月20日出嫁，我出了火车站，叫了一辆滴滴直接到小姨家（距离我家约3公里）吃酒席。

　　到了小姨家，就听到她们村的大喇叭在循环广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回到家，发现家乡也重启了乡村大喇叭体系，一天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循环播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地方政府对销售流通环节严控，集市门店一律不允许销售烟花爆竹，违者重罚。在多种举措之下，家乡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控制效果较好。原来春节期间，每家给祖先上坟扫墓要放鞭炮、除夕夜放烟花与烧七八层的大香塔、大年初一下水饺要放鞭炮。而且，家庭之间还存在攀比，谁家放的烟花好看，谁家的鞭炮响声长，则可能显示谁家更有钱。因此，本地村民大都支持政府引导控制燃放烟花爆竹工作。正如乡亲们聚在一起笑谈时讲的：“今年不让放烟花爆竹，每家至少能省上千块。”

　　这里着重讲乡村大喇叭体系，是因为，在这次农村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村的大喇叭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村民对疫情的态度：从与己无关到全部取消酒席

　　由于1月19日从武汉返乡时，还没有把这次肺炎当回事。1月20日晚开始，不断有朋友发信息关心我是否还在武汉，我这才意识到武汉形势的严峻，开始密切关注疫情。但此时，疫情距离我的家乡还很遥远，本地的父老乡亲大都不太了解疫情，即使了解到疫情，也觉得是武汉的疫情，和本地的关系不大。村庄大喇叭每天播放的依然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大年三十凌晨入睡时，还听到窗外大喇叭在广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大年初一（1月25日）早上，依然是广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武汉市1月23日宣布“封城”，各种网络信息满天飞。由于网络信息鸿沟的存在，本地村民虽然已经听说了武汉的疫情，但都觉得疫情在武汉，家乡是安全的。因武汉“封城”，我爱人家是武汉市的，人还在武汉，原计划年后来我家，现在也过不来了。原定正月初八在我老家办的结婚酒，眼看新郎无法过来，我跟父母说取消再选他日。但由于亲戚朋友事前已经通知，结婚的各项准备也做好了，有些物资还是通过私人关系预定的。如果推掉，父母觉得影响了别人的生意，欠人情。加之，我和爱人已于2019年5月10日领了结婚证，婚礼仪式将在武汉举行，在我老家办的算是回门酒，不举行婚礼仪式，主要是招待家乡亲友。因此，我父母起初与舅舅等亲戚商量，即使是我爱人到不了，酒席还是照办。不管从新郎缺席的婚礼看，还是从群体安全健康的角度看，继续举办这场酒席我都很不心安。然而，从父母操心与乡土人情的逻辑，又无法坚决地去说服父母。

　　1月24日，看到安徽省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新闻，心想转机可能要来了。1月25日，亳州市启动实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看到这个消息，我想村庄的大喇叭应该开始宣传疫情了。果然，1月26日早上，村庄大喇叭不再宣传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开始播放疫情防控宣传。广播的内容主要是讲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村民要勤洗手、戴口罩、不串门、不走亲戚等防控举措，并让武汉返乡人员自觉在家隔离14天。虽然村庄广播中并没有讲禁止办酒席，但村庄大喇叭一天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循环播放疫情防控宣传，使得本地村民真正建立起武汉疫情与本地的关联。村庄大喇叭宣传动员的当天，父母不再犹豫，决定取消酒席。村庄其他计划办酒的也都纷纷取消。乡村干部在喇叭上公开广播宣传几分钟的效果，胜于私人动员千万句。因为村庄大喇叭上广播了，对村民而言就意味着权威信息，形成了防疫大势与公共安全共识，产生了村庄公共性，私人的人情逻辑就要自觉服从。

　　因回家时，还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以及病毒潜伏期最长14天，我参加了表妹的婚礼。直到后来疫情的网络舆情一波三折发酵，作为从武汉回来的返乡人，我没有受到“歧视”或“排斥”，而是作为自己人的接纳与关心，但自己没有过隔离期，心里不安，后来看到疫情的发展，我便居家隔离，基本上都是在自己房间。直到1月26日村庄大喇叭宣传疫情之前，大多数村民都没有当回事，大年初一照样拜年。

　　三、“村村响”：高效低成本的农村动员系统

　　我个人与所在村庄的经历反映了，平静的村庄与热闹的互联网舆论之间是两个世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社交媒体、专业自媒体等多元并存，“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的生产具有多元性和去中心性，信息流量爆炸式地生产，而且真假难辨。如何建设有效适应信息时代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将是政府治理转型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在信息时代同样面临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由于农村网络已逐渐普及，从最初的“接入沟”向“知识沟”转变。在这次疫情信息的传递链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基层组织介入宣传动员之前，纵使关于疫情的网络舆情已经沸腾了，似乎和本地村庄没有任何关联。本地村庄疫情防控的重要节点，是1月26日村庄大喇叭开始对疫情防控的广泛宣传，乡村大喇叭成为打通疫情宣传“最后一公里”的媒介。

　　2019年7月在湖南某县做调研时，当时了解到全国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广播体系，在1980年代电视媒介出现后，受到很大冲击而逐渐瓦解。原来每个乡镇都有1名广播员，由乡镇财政负担。2000年左右，农业税费改革，乡镇财政困难，乡村广播体系渐趋解体，只有少数地区还一直使用与运行。湖南省洞庭湖平原由于旱灾与洪涝灾害频繁，出于救灾应急的迫切需要，近几年以“村村响”应急广播的形式重建了乡村大喇叭体系。

　　调研乡镇的书记说，乡村大喇叭对群众的宣传动员效果较好，便开始经常启用“村村响”做群众宣传动员工作。当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提倡使用电子炮、村庄清洁行动与农民生活卫生习惯转型的引导工作，都使用乡村大喇叭做宣传动员。

　　对于广大的中西部乡村地区而言，乡村基层组织依然是最为权威的信息传播者，而乡村大喇叭成为基层干部重要的治理媒介。大喇叭放置在公共空间中，信息的传递快速而覆盖广泛，信息生产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公开性和公共性。政府宣传，核心其实就是要争取人民群众。在移动优先的媒体融合战略下，不应忽视乡村大喇叭在打通政府宣传“最后一公里”的功能。此次疫情防控中，全国不同地方的村干部用方言在村庄大喇叭上做疫情宣传动员上微博热搜，在微信朋友圈疯传，乡村大喇叭成为村庄治理的重要媒介。

　　一个县面对的主要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县域治理的重心在乡村治理。因此，政府政策宣传要面对城乡二元系统的属性差异，而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与机制。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中央厨房与豪华大屏，动辄需要上千万的投入，往往还只是发挥显示功能，尚未能转化为传播能力与传播效果的提升。对比之下，“村村响”系统的成本是极低的。因此，在移动优先的融媒体发展战略下，不可忽视乡村大喇叭在打通政府宣传“最后一公里”的功能。当然，乡村大喇叭是契合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媒介，但宣传效果最为关键的还是要依靠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因为乡村干部是村庄大喇叭主要的内容生产者。决定大喇叭传播效果的，是村干部的政策信息解释与转译能力，即如何将上级政策或疫情危机信息，转化为当地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理解与认同的语言，从而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群众动员。

　　（作者张雪霖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