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 陈霖
“书籍就像瑞士军刀，为喜爱与它们互动的人们提供无穷的创造性和启发性。”这是《卡萨诺瓦是个书痴》一书中的句子。我喜欢“瑞士军刀”这个比喻，不仅因为这个句子里说到的互动、创造和启发，还因为它喻示了盈盈可握间思想的搏杀，这种思想的搏杀，是书籍对人的最有力的刺激——我们的阅读就是一种见证与受训、吸取与卷入的过程。它可以是如此地激动人心，以至于法国人雷吉斯·德布雷说 “对于我们这些50年代的高中生来说，《存在与虚无》令人心跳加速”。我不由地想到，当我是高中生的时候，什么书曾经令我心跳加速？仔细想想，曾经让我激动的是我偶尔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看到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和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也许在我们这代人当中，也有人在高中生的时候就能够为一本像《存在与虚无》那样的哲学著作而激动。但是就整个情况而言，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在“补缺补差”，这个缺和差是指外语和数理化。我记得自己整个高一基本上将所有的时间花在外语和数学上，初中三年数学外语的知识几乎是零。我们接触的哲学是政治课上的简单的教条，没有人让我们由这些教条哪怕稍稍走远点，哪怕一瞥哲学著作的原貌，因为那样是浪费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记住这些教条，确保考试拿到好分数。
也许《存在与虚无》只能对法国的高中生起作用，那么在中国，有没有对中国的高中生起作用的哲学著作？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限的藏书中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马恩选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毛主席语录。这些书真要是去读了或许也会有收获，但是我们那时候只要会背指定的几篇就是好学生了。十多年前，军旅作家朱苏进在接受我采访时，曾经对我说，他读小学生病住院时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书中的注释读得尤其带劲。我的同乡，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丁学良博士，文革中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宣城中学上学，在除了马列毛，所有的书都不让读的情况下，他读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来我看到他在台湾出的著作《从马克思到韦伯》，深感文革对他个人的阅读而言也许真可谓因祸得福。
在那个年代，就普通人的阅读来讲，朱苏进和丁学良可谓不多见的例外。我们后来知道，一些高干子弟有条件读到“灰皮书”“黄皮书”之类，就普遍的国民阅读来说，那依然是例外。这些例外成就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精英”和“精神贵族”，他们作为先驱者引领思想文化的风潮，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从他们的精神来源上去接近他们，更谈不上去怀疑他们。教育的普及按说应该越来越能够产生接近和怀疑那些思想先驱们的人物来，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就普遍的状况而言，现在的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看看他们的老师要求他们读的是什么书，看看老师要求他们拿什么样的成绩而不是令他们“心跳加速”，你就知道结果会是怎样。
缺少启迪心智的阅读可能让我们面临两个极端的情形，一个是否定和背弃，另一个是迷信和盲从，其原因却是一致的：不知根底、无视来源、没有确切的针对性，这势必造成思想的荒芜和虚空。或许事实不像我想得这么严重，那就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更多地把玩瑞士军刀吧。
（作者陈霖，笔名林舟，安徽宣城人，1963年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生命的摆渡》《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事实的魔方》《迷族：被神召唤的尘粒》《新闻传播学概论》《新世纪人文纪录片研究》等。担任大型纪录片《望长安》解说词撰稿，上海世博会官方纪录片《城市之光》文学指导，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淮：敞开的门》总策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