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组 周以和
对于小说名篇《阿Q正传》和《祝福》，我们在讲授时必然要作人物形象分析，而在进行这种分析时，又都免不了要涉及阿Q和祥林嫂的“反抗性格”问题。有一种简单的分析认为：自轻自贱的阿Q纯粹是个窝囊废，通身是卑怯懦弱，相随他的只有欺压凌辱，在他身上不可能拥有反抗精神；而勤劳朴实的祥林嫂一生多次与自己的命运相抗争，倔强而坚强，具有明显强烈的反抗精神。
果真如此否？
我们认为，反抗表现为行动时应该是由意识支配的。怎样的意识必然产生怎样的行为，具备反抗意识才能表现出反抗行为。换言之，不具备反抗的意识便不能做出反抗的举动。意识是特定的社会存在和长期的现实积淀使然。它是有类别的，我们通常称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也称下意识)两种。前者支配下的行为是自觉的、主动的，后者支配下的行为则是不自觉的、本能的。
入选进中学课本的《阿Q正传》是节选，节选自原作的七、八两章《革命》和《不准革命》，描绘的是辛亥革命爆发期间一个乡村一一未庄的革命风波。革命的消息一传来，假洋鬼子害怕，秀才老爷们恐慌，中产阶级惶恐，一般村民狐疑……阿Q呢？阿Q是亢奋。他振臂呐喊，“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未庄人在革命之下那种“可怜的眼光”，更坚定了阿Q革命的信念，他一路威风凛凛地打过去，一时身价百倍。
阿Q是谁？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一个贫雇农，“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一贫如洗，贫得连家中“四壁”也没有，只得栖身于社庙。阿Q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憎恶权势、向往革命的内在意识。对于革命，阿Q怎能不亢奋呢！他要借机改变自己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改变自己备受欺凌的政治地位，土谷祠的一番梦魇，实质上就是阿Q“打土豪分田地”的宣言！
诚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贯穿在小说始终，但作者以其思想家的深邃指出了阿Q革命的必然性：“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①
祥林嫂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辛亥革命期间，旧历的年底集一切传统习俗之大成，贫苦出身的祥林嫂因为“不干不净”的缘故，在人们的眼中尘芥不如，在那吉祥喜庆的氛围里更是多余的了，只有走向其真正的归宿一一坟墓。
祥林嫂之死姑置勿论，且看其性格特征。处于四条绞索下的祥林嫂，命运注定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她是政权的奴隶、夫权的奴仆、族权的家私、神权的祭品。尤其在两度失去丈夫，被狼叼走了孩子之后，一张无形的网慢慢地笼住了她，在这无形的魔阵中，她昏沉惶惑，神经兮兮，无所适从，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因为她的主观意识已经被封建神权的魔掌摄去了，灵魂被魔鬼吞噬了。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完全有别于一般作品的主人公，其任何性格都不是主动具有的，而是被动接受的，一一一个被奴役、被践踏、被愚弄、被扭曲的中国劳动妇女。倘一定要客观概括祥林嫂的性格特质，那只能是迂腐、软弱、麻木、屈从。她死守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教条不放，非迂腐而何？被笼罩在封建教条的神秘氛围中，迷惘而不能自拔，非懦弱而何？
历来人们在分析认识祥林嫂时，常不约而同地认为她对生活有着热烈的追求，在其性格的发展中表现出了顽强的反抗，甚而还用上了“坚强”“倔强”之类的褒扬之词。其充足的理由就是：
其一，祥林嫂在被卖到贺家 时曾出格地闹过，最后狠命地撞向香案，寻死觅活；
其二，不惜代价用工钱去土地庙捐买门槛，不屈地向命运挑战；
其三，对“我”提出了魂灵有无的疑问。
祥林嫂以命抗婚究竟是为的什么？是对婆母的怨憎，是对过去的留恋，是对贺老六的不满，还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捍卫？也许都是。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她要恪守“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夫”的古老信条，她要保全自己的声誉，不愿担上“再醮”的罪名。连卫老婆子等一般众人都看出了其中底细，祥林嫂毕竟“是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下同”。也就是说鲁四老爷家中森严浓厚的道学氛围的熏陶，坚定了祥林嫂的贞节观。再嫁贺家 ，未必不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但主人公却以死相拒绝，这一举动与其说是一种反抗，不如说是一种维护。
“捐门槛”一事的目的则更为直接和明自，就是为了赎回自己的“罪名”，保全自己在九泉之下的身首。可见，那只无形的神手仍在牵着主人公的鼻子走。这是对命运的抗争，还是对神权的屈从？“神”自然不会被感动，依然袖手旁观。现实则步步紧逼，雪上加霜，四婶的几声“你放着罢”，如晴天霹雳，彻底砸碎了祥林嫂的最后一线希望。
木偶一般的祥林嫂在油尽灯残时刻遇见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我”，问及地狱、魂灵之事。此时的主人公清醒了吗？没有，仍是昏沉惶惑的，因为神魔已附着于她的灵魂之上，仍在主宰着她。她的询问有明确的倾向吗？没有，因为她的内心是模糊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其有，是期盼“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母子相逢，当是对心灵创伤的最大慰藉；希望其无，是可避免地狱之下的锯身之苦。可见，即使这些死后的“希望”，也都依托在神灵身上。所以，祥林嫂的疑问并不是一种具有明确倾向的大胆质疑，只是一种麻木状态下的模糊反应，是不能称之为反抗的。
祥林嫂这三次“出格”的举动，不仅不是反抗，倒反有力地证明了她饱受迫害而不自知，麻木，屈从，帮了神权的大忙，帮了自己的倒忙，加快了自己悲剧命运的形成，加浓了自己命运的悲剧色彩。
从行为与意识的关系看，祥林嫂早被封建礼教生吞活剥去了灵魂，失去了自我，没有清醒的意识。其行动的产生都是自发的、本能的，其性质都是被动的，其结果都是毫无意义的。阿Q则不然，反抗的种子一直深埋在心灵之中，他忌恨富贵，反对强权，始终不愿做“良民”，一有机会他就要出人头地，幻想由奴才变成主子，由“穷朋友”变成阔老爷。因此，阿Q在革命之下的态度和行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是一种明确意识支配下的主动行动，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
虽然，阿Q的革命行动有些可笑，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已经难以为继的流浪雇农来说，向往革命，热烈地要求参加革命，这决不是两重性格。阿Q的这种朦胧的革命愿望，正是从被压迫阶级本性里闪耀出来的革命火花。”②尽管，“精神胜利法”仍是革命中的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然而，反抗却构成了这期间阿Q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有机的，是整体性格的统一。
至此，我们的基本看法应该明了了：阿Q性格中具有反抗精神，祥林嫂身上则没有反抗成分。
精神胜利法支配下的阿Q，其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十分偏激，甚或错误，而这种偏激和错误恰恰是我们深入思考的出发点，决不应该是我们作结论的大前提。阿Q的精神胜利法滋长于不断反抗中的不断失败，和在不断失败中的不断反抗，这恐怕是阿Q一直得以苟延残喘的原因。否则，他便会像祥林嫂一样及时被无常打扫干净。长期的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导致了阿Q性格的变形。辛亥革命正为阿Q提供了一个矫正其被扭曲的性格特征、医治其受奴役的精神创伤的良好机会，阿Q也主动拥抱了革命，遗憾的是，革命本身疏远了阿Q这样有真正革命要求的革命动力，反而让本应是革命对象的反革命者投机钻进革命阵营，窃夺了革命果实，革命夭折了，等待阿Q的自然是悲剧。
说到底，阿Q的可笑，祥林嫂的可悲都不是他们自身的责任。祥林嫂的精神变态更是多重压迫，尤其是封建礼教摧残的结果，那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世界！她的惨淡人生，深刻控诉了那个社会的罪恶——把人扭曲成了鬼；她的被无情吞噬，更深刻控诉了封建礼教的阴毒——杀人不见血。她是一个缩影，折射了千年以来千千万万个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
这一切正是两部作品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主题所在。这是在我们对人物性格作客观分析后水到渠成的结论。不断失败的阿Q欲反抗而不成，逆来顺受的祥林嫂图苟安而不得，这是作家用泪谱写出的两首悲歌，两首异曲同工的悲歌。
在分析这种悲剧的产生情况时，我们应当注意作者为人物活动规定的时空背景。阿Q与祥林嫂都生活在辛亥革命期间及稍后的中国农村，据研究，“未”者“羊”也(十二支的第八)，“未庄”即“羊庄”，“羊头狗肉庄”也。在鲁迅的眼中，清末民初的中国农村，正是一种羊头狗肉村；中华民国则是一种羊头狗肉国。③而鲁镇在鲁迅的笔下，常常与未庄并提，实质上，二者名异实一，含义、本质并无差别。
鲁迅对现实的贬斥和对阿Q、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描述，体现了他的深刻而又极具先锋意识的文明观。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那种似是前进、却又倒退，“羊头狗肉”式的不伦不类的现实，以及中国人民在这种现实中进退失据的尴尬可悲的困境，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偏至”的悲剧、“人”的悲剧。
早在20多岁时，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等文中全面地触及到了中国现代文化重建所需要的三大结构要素，即物质文化(“兴业振兵”，“制造、商估”)、关系文化(“立宪、国会”)和观念文化(“中国之情”、“欧美之实”)之间的关系，并第一次明确而集中地提出了三者必须协调平衡发展的主张，这一至今仍具有引人深思的永恒价值的文明发展观念，在阿Q悲剧命运的描述中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但这还不是思想家鲁迅文化思考的终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艰难困境一再向我们昭示：这种重建必须以“人”为核心，以中国“人”的重建和完善为最高价值标准，一切离开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侈谈中国文化现代重构的宏论或强行实践，都不过是徒劳而已。池田大作曾说：“不论是环境中的不平衡或社会中的的不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是人自身，其根源显然是在于我们人类内在自我的不平衡。”④而又是鲁迅，率先透过笼罩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论争之上的迷雾，以《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等长篇文言论文，将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焦点拉回到“人”的文化本位上来，他以深重的忧患理性和情感提出了“首立在人”的人本文化观。这至今同样具有令人深省的永恒价值的观念，在祥林嫂这一悲剧形象的身上，人们无疑感受到了它的跃动。
面对鲁迅的小说世界，我们深深地感到自身文化、思想及艺术底蕴的不足，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一般折中的分析，得出一些骑墙的结论，那么我们将无法把握人物性格的本质，更发掘不出作品主题的底蕴，好似淘出了金石，而未能用心提炼，显得可惜而且可叹。倘如此，我们岂不愧对那思想巨人的先生？
后记——这是若干年之前的文字了。看到上期（第二十二期）校刊中师生都对《祝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故也乘兴拿出参与其中。就讨论的立场而言，我是站在学生一边的。虽然同为悲剧，祥林嫂故事里隐藏或透露的人格，显然不同于刘兰芝，不同于杜十娘，也不同于窦娥，前后相较有着“质”的区别。区别在于后几者有着清醒的生活意识，有自己的追求，有分明的爱憎，也有着明确的是非判断，当她们觉悟到周遭环境压力超过自身承受力，或者说追求与希望幻灭时，则不惜以命抗争。祥林嫂身上则鲜有此类成分。同学们的看法也许是凭直觉得出的，没有过多的“形而上”的分析。但我以为这个直觉是准确的，再顺藤摸瓜挖一挖主旨、品一品手法就更可贵了。现时有专家对那种疏远文本、有点无面的架空分析称之为“过度解读”。过度解读有时非但无益，可能有弊，因为首先那入手的方法就是错的。就有特级老师说朱自清的《背影》不是写亲情，而是写“生命”；《荷塘月色》的“心里颇不宁静”是写北方的白色恐怖与大屠杀，“惦记江南”就是向往南方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自然吗？你同意吗？孔德莲老师在文中谈到从“死亡时间和题目可见”祥林嫂的反抗性等，笔者委实不敢苟同。这两个节点当是作品悲剧主题深刻体现的铭心刻骨之处，是作者艺术调动的匠心独运之处，是读者需在全篇视野下含泪咀嚼的椎心切肤之处，哪有丝毫的光亮闪现之处？无限制地“泛化”，甚或让“祝福”一词都变成了辞典里的逐条意思，那还要文本何用？——姑且与孔老师商榷。
注：①鲁迅：《华盖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②李希凡：《深深培植在被压迫农民的沃土里》。
③参见〔日〕松冈俊裕：《(阿Q正传〉浅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3期。
④池田大作、贝恰：《二十世纪的警钟》，第117页。
（陈世宏老师 编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