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理（14） 许晓宇
作为中国古代田园诗派的鼻祖，陶渊明的田园诗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被后世文人大加赞赏。我最初读到陶渊明的作品，便被他笔下的世外桃源震撼。我不禁感叹道：这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啊，竟能够幻想出如此令人心驰神往的所在！不久我又接触到他的《饮酒》，朴实无华的语言，让我近距离地欣赏到东篱下的菊花，感受到他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历代文人都对这朴实的诗句赞不绝口，例如在陶渊明后不久，南北朝文人钟嵘便在《诗品》中写道：“（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夫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由此可见，在浮靡之风盛行的年代，陶渊明的田园诗无疑像一股清流荡涤着文坛。
随着高中对《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等篇目的学习，我似乎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很微妙的扭曲感。为了明确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便结合陶渊明的生平，阅读了一些他的作品。众所周知，陶渊明是个隐居山林的田园诗人，所以他的诗中自然不乏美妙的田园风光。但在欣赏这自然美景的同时，有些诗句就显得分外扎眼。
陶诗中多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之句。这些诗句在我看来正应《小窗幽记》中“谭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厌名利之谭者，未必尽忘名利之情”的观点。哪里有闲居山林的隐士终日将厌恶名利之谈挂在嘴边的？一生不仕的孟襄阳便能写出“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闲居辋川的王摩诘便留有许多诸如“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描写大漠风光的佳句。有“梅妻鹤子”之称的林逋也多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描写自然之景的诗句。或许这些人称不上是真正的隐士，也没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切实经历，但他们的诗给读者的不是矫揉造作的感觉，而是胜陶诗一筹的真实感，轻松感。当我们在品读“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时，是否只读到了陶渊明的“忘忧”，还是更能体会到“忘忧”背后还有沉重的“遗世情”？
所谓“文品出于人品”，既然连诗中都有这么多“虚伪”的成色，那么陶渊明的人品又如何呢？
在我看来，陶渊明不仅虚伪，更有些狂狷，正如钟嵘年说“世叹其质直”。陶渊明并非像某些文献所说是出身寒门。据《晋书·陶渊明传》记载，其祖上极尽显赫。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无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虽说陶渊明九岁丧父，家道中落，但他绝不是个甘于终老林下的人，他也曾宦海沉浮，三仕三隐，正像他自己在诗中所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在二十九岁时初次踏上仕途，任江州祭酒。由于不堪刺史王凝之的驱使，不多时便辞官解印。隐居六年后桓玄任江州刺史，陶渊明又走到桓玄幕下，一干便是四年半。后因慈母病逝才决心辞官归隐。后来桓玄篡位，战火烧到了陶渊明隐居的草庐，他又参加到讨伐桓玄的行列。晋安帝复位后，陶渊明被升为建威参军，后谪为彭泽县令。在任不到三个月，有督邮来到县里视察，陶渊明不愿按礼法整顿衣冠迎接，于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便留下《归去来兮辞》，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辞官归隐。三次归隐中有两次只是源于文人的一种自尊自负，一次是出于为母守丧的人之常情，还真看不出什么高洁的品质。
从二十九岁出仕，到四十岁归隐，陶渊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才彻底失望。自此，他由一个狂傲的政客转变为一个虚伪的文人。这一转变的标志便是有“晋文第一”美誉的《归去来兮辞》，文中对于自己在官场上的经历，陶渊明只是用了“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来总结。陶渊明突然开窍了？突然觉得自己以前做错了？我想这个理由连愚人也搪塞不了吧。倘若官场清澈，仕途顺利，他就真的愿意归隐田园，饮酒赋诗，赏花作文吗？
来看看与钟嵘的《诗品》同一时期的另一部文学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吧。虽说其中对陶渊明只字未提，但这正是耐人寻味之处。刘勰在《情采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不难看出，这几句话大有讽刺诸如陶渊明“三仕三隐”之辈的意味。而这也极有可能是陶诗不受刘勰待见的原因。
陶家到陶渊明这一代已经衰落，他当然有光宗耀祖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伯乐，加之东晋王朝覆灭在即，社会黑暗险阻，他只是失望罢了。但他又不愿像竹林七贤那样抨击社会，抨击政坛，所以也只能如此自欺欺人。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更是个幌子。如果他做的不是俸禄仅五斗的县令，而是俸禄几百石的高官，那才值得一提呢。
我想对这个无奈的“此生谁料，心在市朝，身老田园”的可怜人，应该这样评价：他是官宦之后，但自幼贫苦，所以想谋求一官半职以改善生活；由于天性傲岸，放荡不羁，加上政局动荡，所以仕途不顺，官越做越小，俸禄越来越少，才不得不决定“摇首出红尘”；归隐后为了安抚自己躁动的内心，便写了许多赞美田园风光的诗句，以朴实的语言开创了田园诗派。不过他的诗中更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类自欺欺人的诗句，颇有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味，所以一直得不到很高的评价。至于为何唐朝以来倍受文人的关注，甚至引领了许多文人的归隐之路，我想这与部分文人的虚伪的心理是分不开的吧。
总而言之，是世态炎凉和仕途不顺造就了一个田园诗人，造就了“千古隐逸之宗”，更造就了一个虚伪的文人。而对于活在社会条件远优于千年之前且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来说，我想我们该做一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楚狂人，大胆地向世界喊出我们的真实想法，积极地追求理想，而不是做一个激流勇退的隐逸者。
(参考文献：《晋书·陶渊明传》《陶渊明集》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陈继儒《小窗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