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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爱的父亲

退休教师   卓理泉

  巍巍大别山,滔滔淠河水。在大别山东侧九十余里有个古老的小城——六安州,城北四十里有个镇,名曰木厂埠,原先只有一个地主家开设的树木厂,其他仅有三、四户木匠店。我家祖辈务农,祖父中年时才到小镇开了个木匠铺子,尽管终年辛勤劳作,家境却依然穷苦。父亲是爷爷的小儿子,一米七左右的个子,浓眉大眼,身板结实,聪慧、机敏、勤劳、忠厚、善良、勇敢、坚强。年轻时便立志要改变家庭的处境,十七岁就投奔六安城最负盛名的梅家木匠店学徒帮工。先后七年,白天虚心求教,刻苦钻研,夜晚上工人夜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把木匠的十八般武艺都娴熟掌握,并且粗识文字,粗通珠算。上世纪三十年代,某县长要娶儿媳妇,决定从城里选聘四个木匠名师,为其打造一张架子床,我父亲被荣幸选中。图纸是从京城花重金购得的,床的四壁要求按《红楼梦》《三国演义》的戏文段子雕绘出来。大凡人物造型、道具场景都必须栩栩如生。四个名师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精心劳作,总共花了两个半月才完成这件杰作,一时轰动县城,传为佳话。

  七年后,父亲回到小镇,娶妻成家,仅向爷爷要了一套木匠工具,便分家自立门户。房子是租的,靠卖小农具和小家俱维持生计。开头两年挺艰难,据说年三十上午卖了一张小桌子,买了一斤肉,才凑合把年过了。

  抗战后期,日本鬼子没打到我们家乡,父亲高超的手艺逐渐在十里八乡传扬开来。他做的犁杖和扁担供不应求,大地主家盖房要的雕梁画栋,全镇只有他一人能够接活。至于木工用的刨子更是高难度的手艺,一次六十里外的一个木匠专程来请他订做。生意越来越红火,他只好把我的单身汉堂叔请来帮忙,后来还带了个小徒弟。

  随着家境改善,爷爷病逝后,他把奶奶和小姑母接到家一起过。两年后,大伯病故,大妈改嫁,他又把十三岁的堂姐接到我家养育。当家里有些积蓄后,父亲竭尽所有,买了一处破旧到几乎要倒塌的九小间草房子,经过父亲和叔叔的艰辛改造,我家终于在1945年10月搬到属于自己的新居。居所前后有两个小院子,后门外依傍着一条小河,它是淠河的支流。春汛时,满河湍急流水,一团团水沫花翻滚向前,好看极了。

  新居宽大些,父亲有时也做两口棺材卖,他做的寿材在小镇上是出了名的好,不仅庄严大气,揭开天顶盖映人眼帘的是雕绘的天花板,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屏,令人赞不绝口。不过,地主老财们要先付买杉树的银元,父亲和叔叔在初春季节要到深山里采购。去之前必须把几百块银元缝制到布袋里,而后捆绑到身上,外面再穿上一件外衣严实遮盖,日行夜宿,很怕遇上土匪强盗,一般要急速步行两三天才能到达老山里的黑石渡、漫水河一带。然后先精心选购好杉树,再一步步运到淠河河滩捆扎成木排,待河水上涨时用竹篙放木排回六安,等河水平稳时再放回木厂埠。

  有一年发大水,我到六安北门外大河滩看我家的木排,只见河水汹涌,浊浪滔滔,突然我家木排被大浪冲散了一边,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和叔父挥动竹篙和长竿竹刀在木排的前后左右翻飞,像沙场的勇士,奋力与洪水搏斗,敏捷地连揽带捞,把散架快漂走的木头急速抢回,并重新捆绑结实。我最终松了口气,对父亲和叔父的勇气十分钦佩。

  我家步入小康后,四面八方的穷亲戚相继来走访。他们到我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月两月,我父亲一向都热情接待,从不闲是闲非。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公八十岁左右在我家住了四年。

  街上有个无依无靠的穷铜匠,求我家店面的一个拐角摆个铜匠摊子,以便糊口,父亲热情应允,一用就是五、六年。后两年老铜匠得了严重的肝病,直至黄疸腹水。我母亲很不高兴,跟父亲吵,要求父亲赶铜匠搬走,父亲总是耐心劝导,不忍心赶人家走。恰在那时,我被传染上肝炎,且迁延多年。老铜匠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参与了处理后事。

  我家街对面是个大地主家开的米行,老板父子俩财大气粗且是一米八的大汉。米行里雇了好几个伙计,有一天,老板的儿子把一个伙计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放手。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大喝一声:“住手!不准欺人太甚!”老板父子凶狠地骂我父亲多管闲事。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像愤怒的雄狮,怒斥对方,声震屋宇。对面身高马大的父子俩暴跳如雷,几欲跨过街面来惩罚我父亲。我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吓得体似筛糠,生怕父亲吃亏,哪晓得父亲岿然不动,准备迎击。对方深知这位平时扛木头,拉大锯,抡大斧的木匠力大无比,因而不敢冒然来犯,只得骂骂咧咧地龟缩到米行里面。

1948年春季,国民党的一支杂牌军路过木厂埠镇。一天下午,七八个大兵住到我家店堂,还把抓的一个壮丁捆绑在我家堂屋的后门柱上。我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到了下半夜,趁大兵们熟睡,机警地把壮丁松绑从后门放走。第二天早晨大兵们训斥我父亲,父亲从容地说自己睡着了,实在不知情况,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48年隆冬,父亲和叔叔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民工大队。父亲推车,叔叔拉车,冒着战火硝烟,运送粮草上前线,前后一个星期,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辗转两百多里,和几百万民工一起浩浩荡荡支援前线。

  1949年元月中旬,一支从淮海战场胜利归来的解放军队伍,路过我们小镇,军队的医护人员把一个重伤员安排到我家暂时疗养。父亲用厚厚的稻草帮他搭了一个床铺,每天除了按时给他端水送饭外,还要遵照医嘱,帮他清洗消炎创伤,更换药棉纱布。十一岁的我看到伤员右臂上方被炮弹炸飞的血肉,连骨头都露现在外面,吓得瑟瑟发抖,而父亲那抡惯斧子的手却显得十分轻柔,小心翼翼地操作。令人敬佩的是那位伤员叔叔一声不吭,非常坚强。一个星期后,部队又派人把他接走治疗。

  1951年秋,十四岁的我考上省立六安高中,住校生每月末周六下午允许回家一趟。那时公路是土路,没有汽车,虽然只有四十里,一趟步行却要走五六个小时,星期日下午还要赶回学校。父亲看到年幼体弱的我来回走路很吃力,就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星期日下午骑车送我回学校。路上有时还给我讲些励志的故事。1954年8月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父亲很高兴,临行时给我做了一根小扁担,一头挑一床棉被,另一头是一个二尺长的小竹箱。我大学毕业后就分到首都的一所中学教书,并坚持把月工资的一半寄给父母。

  “一化三改”期间,党组织吸收我父亲参加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后任命他筹建六安县农机厂并担任首任厂长。经过一年的奋斗,县农机厂初具规模。但为了照顾家庭第二年他就辞去厂长职务,回到小镇当合作商店的经理。由于正直善良、办事公道,一直干到六十多岁才有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卸任后,他主动要求到离镇子八里地的黄店子代销点工作。这是个一人店,每星期要挑一担大约一百斤左右的货物充实店铺,半年后这个点就扭亏为盈。因为是个一人店,为了工作,他曾经三天三夜发高烧,也没有请假回镇上治疗,最后竟落下顽固的面神经麻痹症。

  父母年纪大了,为了尽孝,我也从北京调回六安任教。先头,我请了一个著名的针灸医生给父亲治面神经麻痹,半年后虽有好转,但没痊愈。后来父亲又长年咳嗽,1978年春,我带他到专区大医院检查,等到胸片出来后,医生告诉我:锁骨下方左肺上有一个6×8厘米的大肿瘤,结论是晚期肺癌,只好先住院保守治疗。在那四十五天里,我白天要给毕业班辅导高考,晚上要到医院照顾父亲,和他睡在一张病床上,早晨帮他倒便盆,打完早饭后我再回学校。父亲出院后回到家里休养,但身体越来越垮。1979年12月底父亲病危,我们五个子女纷纷赶回家里。母亲告诉我们,父亲癌症再疼也没哼叫过一声。我是28号先赶到家的,当晚姑父母来看望父亲,父亲斜靠在床头,当着姑父母和母亲的面满怀深情地说:“我大儿子几十年支持我维持这个家,没有我父子俩这个家早就散了!”真没想到,父亲临终前还在点赞我。12月31日晚上,因为三天没能吃饭了,他已经意识到大限将至,就问我:“今天是多少号了?”我回答说:“今天是12月31日,明天就是1980年元旦了。”听完后他就闭目睡了。弥留之际他还默默坚持。元旦上午8点,他要求坐起来看看,大约是最后的依恋吧,强壮的弟弟扶他坐起,我说:爸爸,今天是元旦了。他看到床前我拉着他的两个孙子齐喊“爷爷!爷爷!”,似乎是满意地闭上了眼睛,一口气接不上就溘然长逝了。那天,天气特别冷,堂屋门开着,低矮的茅草房四壁透风,我们都沉浸在悲痛中,不约而同地失声痛哭:他一生太劳累,太辛苦了!只活了虚龄七十二岁呀!3号出殡时,漫天的鹅毛大雪上下飞舞,像是给这位平凡而又令人钦佩的木匠——我敬爱的父亲致哀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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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12-30 10: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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