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组 徐礼诚
南北朝时期，陶渊明主要是作为一位高蹈隐士被世人欣赏，其文学价值尚未得到确认和彰显。这时《归去来兮辞》已经为文人熟知，如庾信《小园赋》“虽有门而常闭，实无水而恒沉”句，明显化用了“门虽设而常关”语典。至于北宋欧阳修论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便将《归去来兮辞》的文学价值推崇到极致。然而古往今来的文艺大家多是从隐逸情怀角度欣赏这篇辞赋，其章法结构虽偶有论及，却始终在质疑与剖解中渐变。即如今天在中学教材中普遍以一序四段的散文结构呈现，依然会让教师在阅读与教学中对全文章法产生种种困惑。
《归去来兮辞》的章法委实难解，宋人李格非以“沛然肺腑中流出，彼何较其端绪首尾耶”这样的阐释来避实就虚，承认了其整体感，而无法做出合理解构。清人金圣叹选批《天下才子必读书》，虽多涉各名篇佳构的章法分析，但对《归去来兮辞》只赞其“逐段各自入妙”，并认为“古人长文，皆积短文所成耳”。金批将全文分为十五段，逐段析义，可并未能真正指出章法结构的特点。本文对《归去来兮辞》接受史上关于章法的重要探讨作一简要梳理，并综合各家观点，择善而从，提出将《归去来兮辞》重新分段的建议。
一、朱熹“二篇说”与郎瑛的剖解
明儒郎瑛《七修类稿》转引了宋儒朱熹关于《归去来兮辞》的评论：“首云‘归去来兮’，中又云‘归去来兮’，了无端绪，疑为二篇。”朱熹“二篇说”实际上就是对章法结构的质疑，具有一定的道理。首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已起兴归田之叹，若依《诗经》行文之理，下文实是在赋归田生活。可是，中间又叹“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确似另成一文，抒发断绝交游之志。
依照“二篇说”，《归去来兮辞》可以断为二篇：一篇写归园生活，通过描述居家生活，表现归隐田园的愉悦闲适，抒发闲情逸致；另一篇写归田生活，通过描述游赏山水和农忙琐事，表现对官场的厌弃，抒发遗世安乐。基于如此认识，朱熹对《归去来兮辞》表现手法的定论是“实用赋义而中亦兼比”，即用赋法表现作者居家、出游、农忙等举止动作，而文中写景的语段，如云腾、鸟翔、木荣、泉流等自然景色的描写，含有比喻意味，可视为诗人自在生活的喻体。
郎瑛沿着朱熹的思路，对“二篇说”的疑惑作了解答。他将全文分为五段，认为从开篇到“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都是赋的起首部分，言将要归田。后接八个四字短句是“铺序兼比”，即进家、携幼是赋，松菊意象为比。第三段从“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到“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桓”，是“铺序而比也”。一面是铺陈居家生活，一面是自比云、鸟闲游。第四段从“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到“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是“反复序当归之意兼比也”。即山水出游与西畴农作等活动是赋，木、泉重新焕发生机是自比重获新生。第五段从“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到篇末，是在“赋比而结之也”。这里赋出游与耕田，“帝乡”“良辰”之喻只是陪衬，重在收束全文，表现一切随缘、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
综合看郎瑛的分析，他对朱熹的疑问只是以“反复”二字带过。如果对郎氏观点作一定敷衍，可以认为中间“归去来兮”的再现是对归田之志的强化，后转入新一轮赋比，在语意和境界上更进一层。郎瑛的分析是合理的，他所切分出的第四段不仅把写景范围由居室扩展到山野，还为触物兴感准备足了意境预设。或许可以认为，郎瑛从辞赋的赋比兴表现手法角度，为朱熹“二篇说”提供了黏合剂，比较成功地保住了《归去来兮辞》的完整性。
二、王若虚“不侔说”与金圣叹的剖解
金儒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多次论及《归去来兮辞》，明确提出了其章法上的瑕疵。其云：“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兮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象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
王若虚在这里指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文章本为归前设想归后生活，“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后却都是回忆内容，全文时态很混乱。金人刘祁在《归潜志》中也转引了一则王若虚的类似评判。刘氏记载，王氏“多发古名篇中疵病”，认为《归去来兮辞》“前想象，后直述，不相侔”。
“不侔说”再一次质疑了《归去来兮辞》的整体感，但与朱氏“二篇说”有着明显不同。“二篇说”固守《诗经》作诗兴后而赋的传统，拘泥于“归去来兮”的起兴效果，所以误会了文章的层进。而“不侔说”不涉及表现手法，只是针对文本内容提出问题。
刘祁的记载与王若虚遗稿的内容略有冲突。王稿认为全文大部分都是回忆内容，而刘文指认王氏将文章后半理解为直述。姑且不论这里将来时、现在时和过去时具体各占多少篇幅。仅从文前小序来看，已落款写作时间是农历十一月。彭泽位于江西，历史上就是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仲冬时节虽可“扶孤松而盘桓”，但料不至于能看见“木欣欣以向荣”，所以仲冬拟归时写孟春既归场景，应纯属通过想象来虚写。“不侔说”这个判断其实是个伪命题，全文并无归后的直述或追忆，王氏理解有误。
王若虚指摘的第二个问题是文末“已矣乎”后连发了三个问句，顺势转入直抒胸臆，可是这里又突然植入了登皋、耘耔等生活场景的描绘，语境上不统一。这个疑问句后来被金圣叹转写成感叹句，感慨“看他恣意插入四句，后来杜工部每每学之”，将其视为章法上有意隔断，在“富贵非所愿，帝乡不可期”与“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抒情言志脉络间形成顿挫。如此诠释，实在精妙。
杜甫自认风格是“沉郁顿挫”，安旗女士指出此“顿挫”不仅“是由于学习古代典籍的章法技巧所致”，同时也是“由于经历丰富，感情深厚，再加以艺术修养的成熟”。如果将《归去来兮辞》末八句单独拎出视作一首诗，可以从章法和情绪上与杜甫的《秦州杂诗（其一）》作一类比。
秦州杂诗（其一）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此诗写出杜甫逃难至秦州时的触景伤情。仇兆鳌《杜诗详注》解释内容云：“首联赴秦之由，次联入秦之难，三联到秦风景，末联客秦心事。”以此论之，首联表达为自己和百姓生计艰难而感到悲哀，直抒胸臆，至此作一顿，转而挫入颔联回忆入秦州道路的艰难，化实情为虚笔。颈联写景，把“鱼龙水”“鸟鼠山”等实景幻化成活物。尾联回扣首联，续言秦州动乱，久留于此心中焦虑忧愁。
这首杜诗的篇章结构确实如金圣叹所评。《归去来兮辞》末八句先言心志，不愿为官或成仙，次言想象中的出游与躬耕之景，接下来描写登冈长啸与临水赋诗，以洒脱举止透露任真态度，末尾回扣心志，直接表现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其情感流动和章法结构正是略顿复转，顺情势而合于妙处，对杜诗不会毫无启发。
如此看来，金批不无道理。钱钟书先生还另做过补充，认为文章中间的出游与耕田之事属于未归前的想法，文章末尾的“耘耔啸咏”属于抛弃官场、回归田园的重申，二者语意似同实异，王氏误将其混为一谈。
三、余诚“三段五层论”与重排段落的建议
清代余诚《古文释义》对《归去来兮辞》章法曾有一段详细评点，云：“开首以‘田园’句，挈全篇要领，而下面尽本此抒写，是顺提文法；结处以‘乐天’句，作全篇结次，而上面尽照此发挥，是倒装文法。然其笔力高超，故无痕可寻，读者当细绎之。”
分析余诚的观点，他将全文视为三大部分。开篇兴叹田园将要荒芜，明提归隐之志，卒章以顺随自然、乐天安命态度收束，中间记叙、描写部分上应“田园”的书写，下引“乐天”的抒发。
余氏云“顺提文法”，明确了后文内容围绕的要点是“田园”，他据此将全文分为五个层次。前八句为第一层，“叙在官定归计之始”，此为未归前的决心。第二层为“问途”四句，“叙归途水路之行”。第三层从“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到“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桓”，写返家后的“园中之乐”。第四层从“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到“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写返家后的“田中之乐”。把三、四层视作分述园乐和田乐，这种概括也算是对前人“二篇说”“不侔说”的明确证伪，很有启发意义。至此可以认为，第二次感叹“归去来兮”，从情感上具有反复强化的效果，在内容上能将园乐和田乐不同的内容衔接，于章法上具有过渡效果，恰似后世词中过片处饰以繁声，这里也另引出“焉求”仕途的反问。
“已矣乎”叹后为第五层，余诚评曰：“‘乐夫天命’是一篇结次。盖能如此，方可委心任去留，而不为形役。‘复奚疑’三字足见归来一着见得明，拿得定，放得下。此生至死之日无烦再作意。与篇首‘悟’‘知’‘觉’三字遥作应，章法妙绝，此一段明所以归之意以作结。”综合余氏的阐释，全文实是要表现乐天安命的情感态度，而用“倒装文法”在未归时先言归后之乐。惟有虚写出乐得真实，才可以更好坐实归得真诚。
其实，倒装文法也算是作文的传统章法，比如《孟子自范之齐章》：“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汉代赵岐解释为：“孟子之范，见王子之仪，声气高凉，不与人同。”误解了孟子到齐都与见齐王子时间的先后顺序。到清代阎若璩《四书释地》才作了正解，云：“盖孟子本往齐都，实从范邑起程，未至齐都而于范邑望见齐王之子，乃倒装文法。”阎氏明确了《孟子》是用倒装文法，先言已到达了齐都，后倒回去言在范邑望见齐王子之事。而《归去来兮辞》又与此有所不同，与其说是倒装文法，先想象将来生活再吐露现在心情，还不如说是卒章显志，于文末将思想情感和盘托出，直言不讳呐喊出“乐天”心态。
虽然余诚的分析尚有商讨的余地，但其分段较今天通行的四段式更加合理。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亦指出从“问途”一节到“亦崎岖而经丘”一节，“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如果以余氏的“三段五层论”将《归去来兮辞》重排段落，按照未归定计——想象归途——虚写园乐——虚写田乐——重申归意的思路，将全文分为五段呈现，或许更利于读者披文入情，领略该散文的恒久魅力。
（课题名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中古诗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课题编号LA2017.3）
（陈世宏老师编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