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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城市,我的记忆 (连载四)

2016-08-18 16:08:19
分类:我的城市,我的记忆

  十、六安大鼓书

  六安大鼓书,其实我接触并不多,印象也不是很清晰,之所以想写一写,一来,六安大鼓书极具本土地方特色,这种民间文艺形式,今天我们已经看不见,也听不到了,它的消失,是六安文化的一大损失,深感可惜。二来,写一写六安大鼓书,是想让今天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它、重视它,也希望有关部门能挖掘、整理直至恢复这种传统文化。

  过去,在六安城里,说大鼓书的地方,有好几处,棚场、西门,庆安街的十八层那里都有,但是这些地方我大多没去过,我去过的,是上拐头六德巷口那一家。

  

(图为扎笔巷民居,与六德巷相同)

  六德巷,老六安人读作“陆(lu)德巷”,今天依稀还在。上拐头有个四岔路口,岔口的南路便是六德巷,往东是解放路小学的后门口,所以,解放路小学,过去叫“六德小学”,靠解放路那里还有一个“六德楼”。“六德”,一个多好的名字,儒雅、向上且内涵丰富,可惜,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最近,有关部门在做街巷的命名,真心希望能够挖掘并启用一些好的老地名,突出文化附载,总比那些“金”啊、“裕”啊要好得多。

  六德巷口的西南角,便是说书的地方。

  这是一座两层木制的小楼,圆木支撑,圆木垛在石鼓上,周围也是木板做成的木墙和木门,一层是个大厅,放着一排排矮小的竹椅木凳,说书人坐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

  依稀记得这个说书的是个盲人,前面放着一面小鼓,小腿上绑着响板,响板打着节奏,一边说书,一边打鼓,说的是地道六安话,时不时还唱上一段,内容大约是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之类。听客们跷着二郎腿,手端着小茶壶,听得聚精会神,完全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之中。每至关键时刻,说书人便戛然而止,这时候,会有一个人端着盘子走到一个个听客面前,听客们也会自觉地放上几分钱的银格子,待差不多时,说书人呷上一口茶,接着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地说着大鼓书。  

  (油画:九拐十八巷 作者:沙野)

  那时在解放路小学上小学,每天上学都要路过这个说书的地方,如果时间尚早,就会溜进去听一会。因为年纪小,对这些历史人物故事不懂,也不感兴趣,听过几次,主要是看热闹,每到收钱的时候,我们就会溜出来。我们感兴趣的是门口的零食。说书的门口,有很多卖零食的,有糖果、瓜子等,这些零食当中,印象最深的还是绕糖稀。

  绕糖稀,今天已经不多见,就是把糖熬成黏稠状,放在盆里,给上一、两分钱,卖家会用细细的麻杆,绕上一小团糖稀,绕的时候,糖稀拉的很长,黄亮泛白,很是诱人。有时候,我们抢着自己绕,总想多绕一点,卖家不依,于是就在哄闹、争执中,我们绕完就跑,然后急切地含在嘴里,麻杆上的麻丝都来不急摘去,就像今天的孩子们含在嘴里的棒棒糖,美美的。

  真正对大鼓书感兴趣,是在高中。那时候,刘兰芳的评书开始盛行,每到钟点,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会传出刘兰芳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天天守着半导体,等着听“岳飞大战金兀术”,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每天晚上放学,第一件事情就是急着往家赶,然后趴在五斗橱上,眼睛盯着收音机,一动不动地听评书。有时候,在学校做卫生值日,赶不上时间,就在路边随便找一家住户,背着书包靠在门边,一直到听完,才回家吃晚饭,这时,天色早已暗了下来。

  等刘兰芳的评书说完了,我才想起我们六安的大鼓书,这时候,我满大街去找,可惜已经不见了大鼓书。今天想一想,六安大鼓书,应该丝毫不逊色于刘兰芳的评书,有说有唱,还有敲鼓、打板来伴奏,身临其境,一定会觉得精彩许多。

  六安大鼓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还能再次听一听。

  十一、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今天的人们并不陌生,不过,现在做勤工俭学的,基本上是大学生,而在七十年代,勤工俭学是普遍现象,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在做,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对勤工俭学留下深刻的印象。

  过去,由于人们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加之,每个家庭的人口都很多,老人、孩子没有收入,就算是双职工,一个月几十块钱的收入,要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每到月底,总会捉襟见肘,所以,孩子们想要上几分钱零钱,或是买上一件小玩具,总是很难的事情,至于买新衣服,更是一种奢望,衣服通常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真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图为老九墩塘)

  有困难,就会想办法。那个时候,很多家庭除了省吃俭用以外,还会找一些副业在家做,例如糊火柴盒,帮人洗衣服,或是给一些小型工厂做代加工,记得我家就纺过麻线,从麻袋厂买来麻丝,然后纺成麻线再卖回去,赚点微薄的加工费,所以,家里一直响着“咯嗒、咯嗒”纺麻机械的转轮声。

  凡是家里有副业的,往往是全家齐上阵,无论白天晚上,只要有空,都会坐下来干一会活。孩子们自然也不闲着,那时的孩子似乎也很懂事,基本上都能主动地做一些事情,为家庭创收分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开始,孩子们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捡废品。鸡肫皮、牙膏袋、废铜烂铁,碎玻璃,旧报纸,鸡毛,鸭毛,这些在孩子们眼里都是宝贝。只要听到收破烂的拨浪鼓声音,我们就会飞奔回家,拿来收集的废品交给货郎挑子,换得几分毛把钱,此时,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废铜烂铁和碎玻璃,是要免费上交学校的,每个学生都有上交任务,所以,剩下的废品也就寥寥无几了。

  渐渐地,孩子们有点不满足了,开始酝酿做一些大的事情。家里男孩多的,兄弟两人会抬着冰棒箱子,沿街叫卖冰棒。冰棒箱子是木板钉成的,外面包裹着一层棉絮,最外面敷上一层塑料皮,防止下雨淋湿了,香蕉冰棒5分钱一支,奶油冰棒一毛钱一支。卖冰棒虽然可以多赚一点,但这是一件很辛苦并且风险很高的活,炎炎烈日下,你要不停地走动,还要不断大声吆喝,最让人担心的是,到了傍晚,假如没有卖完,冰棒就会化掉,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像卖冰棒这样的事情,我始终没敢干。

  大一点的孩子,开始想着出苦力,到建筑队做小工,拎灰桶,抬大土。那时大工的工资每天两块零五分,小工工资是每天一块二,这个收入,在当时算很可观了,所以,这样活,也不是什么人想干就能干上的,总要托人找关系。我在初二的暑假,就干了近一个月的建筑小工,那一年,我14周岁。

  我的建筑工地在五金三厂里,工程不大,也就是盖盖几间小平房,另外负责厂里的房屋维修,所以,这个建筑队伍人并不多,瓦工队长、队长爱人,以及另外几个青壮工,队长每天除了派活,自己也要操刀上阵,当然,他是大工子,我和他的爱人算小工,每天负责抬砖、抬砂和水泥,一摞砖半人高,砂和水泥也是两个柳条框叠在一起抬,这样算来,总有一、二百斤,好在队长是我父亲的朋友,对我非常照顾,每天派活,尽量安排我干一些相对轻巧的事情,就算是抬砖抬砂,队长爱人也是尽量把绳索往自己这边移。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这样,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在炎热的夏天,每天完成这样的工作,也绝非易事。最终,我干了整整27天,当队长将一大把工资交给我父亲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唯一兴奋的是,每次见到小伙伴,我都可以自豪地夸耀:我干瓦匠挣钱了!

  那个年代,除了自己找事做以外,学校里也有大量的勤工俭学工作。上初中时,我们六安四中有个校办工厂,利用废旧塑料生产塑料袋,工厂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我们学生完成。初一时,我们负责清洗废塑料,每天抬着一筐筐废旧塑料鞋底以及肮脏的塑料垃圾,到校门口的小河沟去清洗。冬天的时候,小手冻得通红,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站起来跺跺脚,对着手哈哈热气,接着再干。到初二、初三时,我们正式成为工人,在车间里开机器、搬材料、收产品,个个独挡一面、有条不紊。难受的是,我们除了上白班,还要上晚班,晚班同学干完活,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对于胆小的女同学,我们只得结伴送回家。

  工厂上班之外,我们班级还分得一块水稻田,位置就在一中的西侧,面积大约一、二亩。初春,我们挽起裤脚,下到冰冷的、满是粪便的稻田里去插秧,平时隔三差五要去挑粪施肥、薅秧管理,到了秋天,挥镰收割,打稻扬场,一切都跟农民一样,忙得灰头土脸。不过,虽然很辛苦,但是,孩子们在一起集体劳动,热热闹闹,总体来说,还是很快乐的。当然,无论是做工还是种田,这一切都是免费的,要是能够给上一点费用,那就更快乐了。

 

 (朝气蓬勃的学生)

  今天,在中小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不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他们多参加一些劳动,在劳动中磨砺品性,品味艰辛,懂得珍惜,学会互助,这样的活动,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十二、英雄白跑路

  “你昨晚看了什么电影?”小伙伴急切又好奇地问。答:“英雄白跑路”。“可好看?”“好看,打仗的”。看着小伙伴羡慕加上疑惑的神态,未等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是那个年代,关于看电影,经常发生的故事。英雄白跑路,就是白跑了一趟,啥也没看到。

  过去,人们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没有电视,不能打牌,也很少在一起聚餐,吃了晚饭,大人们还有点事干,常常参加政治学习,读读报纸,开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孩子们就没事干了,所以,看电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娱乐项目。

  但是,电影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电影院里的电影,门票很贵,黑白电影一毛五一张,彩色电影两毛钱一张,孩子们消费不起,所以,我们整天绞尽脑汁想着怎样去逃票,白天侦查线路,晚上研究看门人的特点,相互交流,斗智斗勇,逃票也成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图为老皖西大戏院)

  逃票的方式有很多,一种是混在进场人群中,趁着进场的人很多,瞅着剪票人不注意,“哧溜”一下迅速跑进场,这时,速度一定要快;另一种是在散场大门口,逆着拥挤的人流钻进去,然后躲起来,等工作人员清场以后,再跑出来看下一场电影,不过,这两种方法成功率都很低,最好的方法是翻墙头。但翻墙头很危险,县电影院的墙头很高,几乎翻不过去,要人叠人才能翻过去,很容易摔着,黄梅剧团要好点,可以绕到县文化馆里,蹑手蹑脚地偷偷上到厕所的房顶,然后翻过围墙,当然,也会经常中埋伏,抓住以后,就会被剧场人员揪着耳朵,无情地拎出剧场。

  所以,逃票终究不是稳妥的办法,因而,看露天电影是孩子们非常关注的事情,每天都要打听,哪里准备放露天电影。不过,当时小道消息很多,大多是捕风捉影,但是,我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只要有消息,我们都会跑一趟,自然常常会扑空,这就是著名的“英雄白跑路”。

  以前,放露天电影的都是一些大单位,像纸厂、化肥厂、宁平厂、军分区等。我们县医院也放过电影,每到放电影,太阳没下山就早早搬好凳子,把最好的位子占着,然后抓紧吃饭,迅速洗好澡在那等着,因为在自家门口放电影,不要跑了,还能坐到最好的位置,所以,每当医院放电影时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没有那么幸运,我们总是要到处跑着找露天电影。

  

(图为云路街到老军分区的巷口)

  有一次,纸厂放电影,我们去迟了,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早已人山人海,墙头上、树枝上都坐满了人,甚至一些房顶也有人,我们根本挤不进去,只得绕到电影屏幕的后面,虽然电影画面是反的,但依然津津有味地看完了一场电影。

  过去的电影,都带着浓重的教育目的,因而看多了,孩子们也就有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当兵是每个男孩神圣而又伟大的理想,所以,打仗的片子最受我们喜欢,《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百看不厌,剧中台词可以倒背如流,常常几个小伙伴在一起,模仿故事情节,一板一眼地在那演电影,要么歪带着帽子,腰里别一把木头手枪,“我看你是扛枪打猎!”,要么找一副眼镜,扮着胖翻译官,“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吃你几个西瓜还要钱?”。至于《青松岭》、《决裂》、《艳阳天》这样的电影,我们不是很感兴趣,顶多学一学“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或是“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的。

  到了后来,大约是77年左右,解放了一些电影,像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但是,这些电影属于“内参片”,未成年人是不允许看的,我多次趴在县电影院进门通道的铁栏杆上,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进场散场,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只得拽着那些看过电影的人,听他们讲讲故事情节,心里充满了遗憾,这个遗憾,一直强烈地占据在心中,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抹之不去。再后来,有了电视,陆续播放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随之便像洪水泄闸,有了越来越多的电影,看电影于是也成了一件简单而又平常的事情。  

  (图为老人民路)

  今天,无论是电影院的硬件条件,还是电影本身的技术水平,都有了巨大进步,看电影是随到随看,再也不会“英雄白跑路”了,只可惜,我已经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过电影,露天电影倒是看过几回,在中心广场假山的背后,有个露天电影场,每年夏天依然经常放电影,不过,现在看露天电影,已经不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只是为了找一找童年的感觉。

  (本文图片由陆斌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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