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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城市,我的记忆 (连载二)

2016-08-18 16:08:43
分类:我的城市,我的记忆

  四、灯光球场

  70年代的六安城里,有一处很热闹的地方,尤其是到了晚上,更是挤满了人,很像现在的球拍广场,这,就是灯光球场。

  灯光球场位于小东门,也就是现在三星百货这个地方,当时灯光球场还是比较大的,三星百货包括新龙城都是球场的地界,沿马路砌着高高的围墙,围墙的四周就是看台,中间是一个篮球场,球场上面吊着许多盏大瓦数的灯泡,到了晚上,灯光会全部打开,宛如白昼,所以,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在那打篮球,或是闲逛纳凉。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人们的业余生活很单调,除了几个样板戏,以及很少几部电影以外,似乎也找不到更多的去处。即便是电影,也不是想看就看的,一张黑白电影票,要一毛五,在当时也算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晚饭过后,要么找几个人打扑克“双带花”,要么摇着芭蕉扇走出家门到处闲逛,自然,灯光球场便成了人们的好去处。

  我的父亲爱打篮球,所以,到了晚上,总爱找一帮人到灯光球场去打篮球,我也就常常跟着一起去灯光球场,坐在看台上,双手凑着下巴,看着他们热火朝天地你争我抢。当时年纪小,也看不懂篮球,所以,坐不了一会便翻身起来,到处跑着捉蛐蛐。

  灯光下,蛐蛐不多,那种喇唎蛄子倒是不少,围着灯光飞上飞下,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迅速地一把抓住,如果听到蛐蛐叫,就会放下喇唎蛄子,很兴奋地专心捉蛐蛐,趴在地上,沿着叫声,小心翼翼地翻开瓦片砖头,然后随着蛐蛐一蹦一跳地在地上翻滚着。捉到的蛐蛐要是两尾的,那就撞大运了,用纸包好,带回家放在竹筒里好好养着,然后找个机会跟小伙伴们斗蛐蛐。

  当然,灯光球场也不仅是打篮球的地方,那里也经常召开大会,大多是“地富反坏右”的批斗大会,或是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之类的大会,那时候毕竟还小,不懂这些,所以也就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每到开会的时候,灯光球场里便坐满了人,球场北面是主席台,场地以及四周的看台都坐着人,人虽然多,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非常的肃静和凝重,甚至于有点怕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人自危,这种场合,你不得不严肃和小心。

  但是,有一次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隔壁地区水电局来了几个外国人,清一色的黑人,也不知道来自哪个国家,据说是来看我们的淠史杭工程展览的。那时候整个中国都很闭塞,很少跟外国人打交道,更不用提六安这个小地方了,所以,当六安来了外国人,便成了轰动的事件,一点都不亚于今天来了某位明星开演唱会,整个小东门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人们伸着头,踮着脚,就像看耍猴的一样,边看边议论着,胆大的会侧起身子向前挤,争着跟这些黑人握握手。

  我们这些孩子,个子小,看不见,也挤不进去,于是便赶紧跑到灯光球场的看台上,骑着最高一阶的围栏,向外张望,看到这些黑人,的确也很惊奇,心想,这些人怎么晒这么黑啊,难道他们国家没有树荫吗?现在想起来,可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可是,在那匪夷所思的年代,一切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图为鼓楼街、云路街一带)

  今天,每当走到三星百货那里的时候,我的眼神总会不自觉地停顿一下。记忆还在,可惜,灯光球场却不在了。

  五、电影院门口的画书摊

  过去,看电影是市民少有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今天你试想一下,没有 电视,没有网络,没有KTV,没有麻将,只能看电影,当你下班以后,面对长长的夜晚,你就能体会到电影对于当时的人们是多么重要了。

  那个时候,六安城里放电影,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县电影院,一个是皖西剧院,一个是黄梅剧团。而皖西剧院、黄梅剧团常常要演戏,放电影也不是很正常,所以,真正放电影的地方还是县电影院。

  电影院在鼓楼街里面,就是现在“鼓楼新天地”那个位置,因为这里是城中心,人口密集,商贸发达,百货商场、茶社酒肆都在这里,所以,这里总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到了晚上,这里也是灯火通明,小摊小贩们会在桌子上摆着电石灯,这种灯是铁皮打制的,下面是一个盒子,上面一个长长细细的嘴子,盒子里放着电石,再加一点水,这种电石遇到水会放出气体,点燃这种气体会发出很亮的光,比起煤油灯或是蜡烛要亮得多,所以,摊贩们都是用这种灯来照明。

  

(图为六安县电影院)

  电影院门口,有很多摆摊的,有卖汽水的,有卖瓜子的,还有卖西瓜的,都是一个大方桌,四周围着长条凳,人们坐在那里边吃边喝边聊天,汽水喝完以后,空瓶要留下,西瓜则是切成一瓣一瓣地卖,吃西瓜时,瓜子要吐在脚下的网篮里,摊主要收集这些瓜子,洗洗滔滔最后炒成盐瓜子再卖。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门口摆的小画书摊。

  小画书,很像现在孩子们看的口袋书,巴掌大小,一册画书几十页,每页一幅图画,下面是文字解说,每册书一个故事,大多是《雷锋的故事》、《英雄王杰》、《黄继光》、《邱少云》,还有《小英雄刘文学》,虽然这样的画书看了很多遍了,但是,小画书对于我们孩子依然充满着吸引力,每次看画书,情绪都很投入,一边蘸着吐沫翻着画书,一边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大喊大叫,看到刘文学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而被老地主掐死在辣椒地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非常愤怒地用手指着老地主,大叫“大坏蛋,大坏蛋”。

  因为爱看画书,所以常常央着父母买画书,慢慢地,也积累一些小画书。有一天,忽发奇想,我要去电影院门口摆画书摊,学着他们的样子去挣钱,于是,邀上邻居一个小名叫“大头三子”的小伙伴,两个人凑了一纸箱的小画书,来到电影院门口,找一块平坦的地上,铺上报纸,把小画书整整齐齐地码好,蹲在那里眼瞅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希望能有个好收入。

  过一会儿,来了一个小孩,问道:“画书怎么看的?”我们赶紧答道:“一分钱看一本,一分钱看两本也行”。于是,孩子蹲下来找了一本画书看了起来,看完以后,他从腰里掏出一个五分硬币来付钱,这时候才发现,我们根本没带钱,没办法找他钱,我和小伙伴面面相觑,最后只得说,“算了,这次不要钱了”。

  孩子走后,我俩很兴奋,这次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毕竟开张了,于是信心大增。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另外孩子,这个孩子个头比我们高一截,显然要比我们大一些。他来到画书摊前,也不问价,拿起一本书就看,我心里正暗暗高兴呢,没想到,他看完书以后,指着这本画书眼瞪着我们说:“这本书是我的,是你们偷我的”。我们一下懵了,结结巴巴说:“这书是我爸买的,怎么是你的呢?”这个孩子又凶狠地说:“我是草市街的,你要不服,马上我找两个朋友来”。一听说是草市街的,我俩吓得不敢吱声了,眼瞅着他拿着书扬长而去。怕他再来抢书,随后,我们赶紧收拾书摊落荒而逃。

  有了这次摆摊的经历,以后再也不提摆画书摊赚钱的事了,想看画书了,就向父母要上两分钱,来到电影院门口,美美地看上一回。

  六、反标

  反标,即反动标语,过去,张贴反标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轻则打成“反革命分子”,重则逮捕入狱。没想到曾经有一次,少年的我,竟然会跟反标扯上联系。

  大约是76年的初春,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处于尾声,国内形势动荡不定,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整个社会都充满着扭曲的状态,到处是打报告,搞斗争,因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写错字而惹火烧身。但是,即便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仍然会有一些人,偷偷地写一些所谓的“反标”到处张贴。也许,经过十年的文革动乱,人们需要发泄心中的不满,也或许是人心思变,迫切希望国家的政治命运有所改变。

  那天吃过晚饭,我照旧把饭碗一推,便跑出家门去玩了。那时候,好像学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即便有,也懒得做。我在大院里闲逛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小伙伴,于是决定到一个同学家去玩,这个同学姓鲁,家在龙须巷。

  龙须巷,是一个典型的六安老巷子,在老城北小学对面,沿着老县委的后围墙进去,一直延伸到云路街。整个巷子坑洼不平,狭长曲折,最窄处仅有一人多宽,主巷子又有很多叉巷子,估计正是这个特点,才取名“龙须巷”。龙须巷的两边都是那些青砖砌就的老宅,那泛着青苔的高墙,让这长长的巷子越发显得幽深灰暗,我的同学,就住在靠近云路街那段最狭窄的巷子里。

  我去的时候,巷子里几乎没有人,可能正是大家吃晚饭的时间,整条巷子显得非常冷清和安静。当我快到同学家的时候,看见大院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也就信纸那么大,不过,这张纸虽然不大,但是在黑乎乎的高墙上显得很突兀,由于天色已暗,也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更主要的是,当时一心想着玩,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事情,在同学家玩了不大一会,也就回家了。

  到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同学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他们家门口昨晚发现了反标,说这话的时候,我依然没有当回事,可是,他接着又说,公安局正在调查昨晚巷子里的外来人员,可能马上要来找你问话。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开始打鼓了,我成了嫌疑犯了,万一说不清,那该怎么办呢。果然,没过多大一会,班主任严肃地把我喊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个警察。

  两个警察,一个年长一点,大约三、十四岁样子,另一个很年轻,顶多二十岁,年长的警察态度还好,年轻的警察则很凶恶,不断地说着很多威胁的话,我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哪见过这种阵势,早就吓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年长的警察在一旁不断制止那个年轻的警察,最后,问了一些问题,我就回教室了。整个一个上午,我蔫头耷脑地趴在桌子上,老师上课,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谁知,噩梦还没有过去,中午我刚到家,两个警察已经坐在我家客厅,旁边坐着我的父亲。我畏畏缩缩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跟他们说着什么,气氛很严肃,但是从语气来看,父亲跟年长的警察应该认识,不一会,父亲送走了两个警察,回来的时候,父亲看着我,没有丝毫的责怪,只是淡淡地说道,晚上放学以后,到公安局去录个指纹。

  在公安局录完指纹以后,这事便没有了下文,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结论。“反标”事件虽然过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给我少年的记忆,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惶恐不安,甚至于听到警笛或是看到警察都很害怕,生怕警察把我抓了去,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今天回头看看,的确有点不可思议,因言治罪,历史上向来不缺乏,但是像文革时期那样严重,还是很少见的。从这点来说,我们还是应该由衷地感谢改革开放。

  (本文图片由陆斌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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