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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突围——重读“突围丛书”有感

2010-07-14 0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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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直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人们极为关注的热门话题,评论家王干为此于多年前专门写了《世纪末的突围》一书,品评“新世纪文学的误区”,文学界更是推波助澜,推出了一拨拨的新人新作,力图以其新颖独到的文学命题和出其不意突破久已形成的沉闷迟暮的文学现状。于是,又是王干等人以《突围表演和表演突围》为总序,异军突起地隆重推出以吴晨骏、卫慧、棉棉、汪昊、墨白等人为主的“突围丛书”,并大肆渲染评介。至此,一贯沉闷的气氛被彻底打破,出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混杂多极而又相互干扰的混合型文化。然而,混杂多极的文学展示并未给我国文坛带来真正质的意义上的繁荣景象。相反,一种新的文学世纪病又使得我们的创作疲软了起来。

    其实,告别旧的文化范式,超越中西文化传统藩篱的束缚,塑造出崭新的民族文化个性一直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共同理想和愿望,而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种种努力也无不是以突围之势前行的。然而,纵观一拨拨的突围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又有多少呢?人们尴尬地发现,一次次辛勤的耕耘播种之后,收获的往往多是令后来者喟然长叹的扼腕。

    于是,人们在深深的失望之后,便有了郜元宝先生很无奈的叹息。他说他曾经“很无聊地画了两张文学史略图:1.现代文学——许多稚气未脱的少年包围着一个喜欢稚气而又讨厌稚气的老人;2.当代文学——每次涨潮都有一群欢快的鸭子冲到岸上,退潮后大都再也动弹不得了。”细加咀味,郜先生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是的,中国文学确实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道路,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非主流文学都曾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但是,从五四白话文学的倡导到二三十年代普罗文艺的兴起,从抗战文艺的激越到后来的为文艺的定调,从建国后的单调划一和文革时期的高大全,直至拨乱反正后一拨拨文学新浪潮。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文学天空上虽然曾经出现过一颗颗耀眼璀璨的星辰,但多是流星式的闪烁之后便成为昨日黄花。即使是一些公认的大家也难免名实不符。我们的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将自己的创作依附于某种政治或非政治的理念下,简单地将神圣的精神创造化为诠释理念的劳动,即使是九十年代的新新人类也不过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使得悲壮的文学突围之后很快又陷入一种新的尴尬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突围并没有实现过。这也为郜先生的“稚气说”和“鸭子说”从文学现状上找到了可以立论的依据。

    环顾中国文坛上的一次次短暂的“突围”表演,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一个崭新多元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是不能简单地靠一次次的“突围”来实现的,它的到来必须有其必不可少的诸多条件:一是客观宽容的社会环境,其次是文学群体力量整体水平上的提高与突破,再次是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作家的作用和影响。文学创作受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文学是有别于其他一切劳动的精神创造,它应该是作家自由心灵和卓绝才智的自然流露和真实观照。只有在主客观条件自然成熟,社会充分关注与尊重文学规律和作家劳动等各种条件完全形成后,而作家又真正能摆脱功利因素的诱惑和干扰,尽展自己自由心灵与精神力量的魅力时,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才会如期到来。否则,一切突围都将是徒劳的。我们翘首以待,焦急地等待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突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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