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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与六安》第三集 编辑出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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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风靡大江南北,歌中唱道:“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明天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每当我轻轻地拿出《皋陶与六安》(第三集)翻阅,脑海里立即腾飞起对这首歌曲的美好回忆。是啊,正好过了二十年,接续结集出版这本书,与这首歌的歌词描述有着何其相似之处!

  动议编辑出版《皋陶与六安》(第三集)的事,就要从2016年春季说起了。

  大约2016年4月的一天,时任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胡刚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皋陶文化研究会能否与政协合作,共同承编出版一本皋陶理论研究的书籍。他非常谦虚地说:“我没有参与过皋陶研究,心里没有把握,这方面全靠你们了”。我满口答应了胡刚:“胡主任,你放心,我有充分的信心,一定能够编辑好一本有较足分量和较高质量的皋陶文化研究专著”。

  为何说出这样有底气的话?这与我们皋陶文化研究会成立后所做的工作和具备的能力密不可分。

  我清楚地记得,2015年4月4日上午,六安市皋陶文化研究会在皖西宾馆召开了成立大会,标志着新的六安皋陶文化研究机构诞生,本人还被大家推举为会长。由于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务员,承担这样的任务,感到困难多、压力大。我也明白,由于种种原因,推出其它合适的人选确实难,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静下心来,我思考到,由我来牵头皋陶文化研究工作也有优势。其一、自己从事的许多工作与皋陶文化研究有关,且有本人所在文化主管部门领导的鼎力支持;其二、有我市一批皋陶文化研究者和守护人的支持,如皖西学院姚治中和马育良教授、文化部门的老领导曹光森和周其庆、皖西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史红雨和鲍传龙等等;其三、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为我们研究皋陶文化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我暗暗提醒自己: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能牵头为皋陶文化研究做些添砖加瓦的小事也是好的。

  研究会成立后,我们首先在学术理论方面鼓劲加油。作为会长,我一方面继续支持曹光森先生领衔编辑出版《皋陶文化》,另一方面,由我牵头推出了研究会自己的理论小册子《皋陶文化研究》,并以此为阵地实施理论创新。特别近年来研究会同仁从解读新出土竹简中,产生了一批对《厚父》、《容成氏》、《唐虞之道》的研究成果,让人眼睛一亮。我想,这些不都是六安接续出版皋陶文化研究专著的重要基础嘛。

  万丈高楼平地起。答应了胡主任后,我略一思考,就把“两条腿”走路收集研究文章的思路告诉了胡主任。“一条腿”就是由市政协文史委在门户网站发告示征集皋陶文化研究文稿(包括网上搜索到相关文稿后主动联系作者),考虑到《皋陶与六安》前两集分别于1993年、1997年出版,因此征集文稿要求发表或完成时间一般为1997年以后的(特别重要且没有在前两集中使用过的除外);“另一条腿”是,通过召开内部会议和在市皋陶文化研究会发动,征集文稿。在内部征集上,由于我们有上述两本研究刊物的奠基,加之曹光森、马育良、姚治中、鲍传龙等先生的积极支持,我们很快就征集到了研究会和市内作者文稿50多篇;又经过三个多月努力,市外征集也传来佳音,收到50多篇。我和鲍传龙副会长、马育良教授对100多篇文稿逐一阅读筛选,经认真仔细选择后确定43篇(其中皋陶文化研究会成员撰写22篇),加上约稿中国先秦史学会宫长为、刘义峰为本书撰写的两篇专文,共聚成45篇。

  考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六安出版的这两本书及社会影响,我向胡主任建议,该书沿用《皋陶与六安》书名、书名题字(胡绳先生)和出版社(黄山出版社),这些建议在出版中均得到体现。我还与胡刚主任一起赴合肥,邀请省政协副主席、国内先秦研究知名学者李修松作序。他欣然接受,让我们心中更加充满动力。李修松副主席还在序中对六安编写《皋陶与六安》(第三集)及涌现的新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通过历时一年多时间的征集、筛选、打印、校对、编辑等工作,《皋陶与六安》(第三集)于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在2018年1月召开的市“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获得了赠书,成为首批读者。

  在成书过程中,让我十分感动的有:时任市政协副主席刘德新亲任主编,并和原市政协副主席陈昭亮分别为本书提供了厚重的文稿。中国先秦史研究老前辈齐文心先生,不顾年迈,伏案修改旧作《“六”为商之封国说》,注释部分也做到了细致入微,并多次致电关心文集编辑工作。市皋陶文化研究会马育良、鲍传龙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选稿统稿、分类编排等工作,马先生不仅对每篇正文部分,还对文后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均提出了规范化要求,使本书的成文质量有了较好保证。还有鲍传龙先生对个别作品存在的不足不厌其烦地作精炼处理,胡刚主任千方百计查找和联系作者,市政协公务员杨曼在本书装帧设计上心灵手巧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深印象。当然,本书成书的过程中也留有一些不足和遗憾,在《皋陶与六安》(第三集)后记中作了说明,这将成为我们今后从事皋陶研究编辑工作的改进之处。

  与此同时,为学习借鉴外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验,刘德新副主席还于去年3月亲自带队赴山西、陕西学习考察,特别是山西洪洞县打造华夏司法博物馆的案例给我们重要提示。这就是:挑选积极热心的人来做事,争取各方支持做成事。该馆内设“法之源”“历史篇”“人物篇”“皋陶后裔姓氏纪念堂”和摆放皋陶铜铸像等,以史料、实物、图片、碑文、壁画等形式手段作一一展示。我们六安虽然在理论研究上成果较丰硕,但仍要虚心借鉴外地经验,在打造皋陶文化传承平台、谋划产出皋陶文创产品等方面多做实事,争取更多更大的皋陶文化新成果。

  说完编辑出版本书背后的故事后,我也借此机会说说我对本书较为优秀作品的看法与评价。在外地作者中,叶修成的《论“谟”之生成及<尚书.皋陶谟>的文化意义》值得认真一读。我觉得该文对《皋陶谟》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朝聘制度研究较透,且引用不少新的考证成果,告之我们对《大禹谟》(应为《大禹》)不要简单否定。皋陶德教思想、法治思想与周公思想的一致性,周代的《九刑》是夏代《禹刑》的承继发展,周公礼乐为治思想也是《皋陶谟》中朝聘之礼的发展。武树臣的《寻找最初的独角兽》洋洋洒洒约3.7万字,从10个方面对独角兽“法文化”作详细论述及考察,视野开阔、资料翔实,值得研读。齐文心《“六”为商之封国说》、何光岳《六国考》虽然发表时间较早,但作为六安人应予拜读,因为他们讲的六安之源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应知。同时,市皋陶文化研究会姚治中的《<厚父简>的历史价值》、马育良的《皋陶与六安古史的构建书写》、曹光森的《皋陶与中国鼓文化》等文章有见地有新意,本人比较欣赏。此外,我觉得通过这次成书的过程,也启发我们,我们要把皋陶文化与群舒文化、西山文化、蓼文化等皖西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又相互呼应的大一统格局。( 戚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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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明俊 来源:本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11日 09时01分4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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