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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淠河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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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散落在历史长河里的文化碎片,不断被记录,不断被怀念,不断被解读,才使得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感谢许大鹏、刘杰两位有心人的文字和光影,唤醒了我们热爱六安的集体意识,去寻求更理性的生活方式、更和谐的生存空间,营造一种更理想的社会环境和城市文明——

  淠河酒家位于老六安城关最繁华的鼓楼街,从解放初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六安最负盛名的酒家,也是老六安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酒家临街有两层小楼,大门朝西,楼后面有一些平房和一个很小的天井。楼梯、楼板为木质结构。站在楼上凭窗眺望,面前是铺着片片小瓦蜿蜒起伏的房脊,更远的地方是老淠河西岸的沙滩。

  这是一家国营饭店,县商业局直属单位,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计划经济普遍使用票证的年代,它是六安城乡唯一一家不用肉票可以吃肉,不用酒票能喝酒,不用豆腐票能吃豆腐的议价酒店。

  “人生一世,吃喝二字”。在那个搞不到吃喝的年代,这座酒家对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更何况烧菜的大师傅、刀工都是六安顶级的厨师。

  与酒家热闹相对应的是整个城市的安静。当时六安人口很少,街道上撂棍打不到人。尤其是下午三四点钟时光,捆绑在大街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已经停播,太阳静静地照在街面上。踏着青石板,穿行在幽深曲折的小巷中,听到的是自己的脚步声。

  1969年,我虚龄6岁,有幸常在淠河酒家吃饭。我是拽着妈妈褂襟在这吃的。那年我妈妈到淠河酒家做临时工,当服务员。之前她在轧花厂做临时工。这个变动可谓“糠箩跳到米箩”,对我乃至全家真是莫大的福音!

  妈妈到淠河酒家上班后,家里分两下吃饭。爸爸他们在家吃,妈妈带上我和二姐在酒家吃。母子3人每顿买1毛钱饭、1毛钱菜。饭不够就去添,菜不够,妈妈会从柜台内大箩筐里抓两把切好的白菜心放耳朵锅里,找厨师要些汤,大师傅很慷慨,舀上两勺肉汤,这便找个客人走后留下的小碳炉子煮熟了吃。

  妈妈在酒家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在后来漫长岁月里,她总是怀念那段好时光,念叨淠河酒家的人好。我以为主要还是得益于那两勺肉汤。国营单位,职工捞些小油水,哪个愿意管呀?

  淠河酒家还开设早点和夜店,每隔一天,妈妈都去加晚班,服务员加晚班是可去可不去的,去的唯一好处是可以免费吃一碗馄钝。所以每次加班,她都带上我。在酒家一楼大厅,雪白灯光映照下,穿着白色围裙的妈妈负责端馄钝,收拾碗、勺子。我坐小凳上,负责把她加班费的那碗馄钝吃光。每回如此,我从没见她吃过一口馄钝。空闲时候她会看着我吃,这是我吃光馄钝后,仰起头才发现的。我问:“妈妈,你怎么不吃?”她说:“我不喜欢吃。”

  “文革”时期,之前六安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后,平息武斗,接管了地方政权,实行军管,秩序尚在恢复中。社会上的娱乐活动几乎都暂停了。夜晚的鼓楼街黑灯瞎火的,唯一的一片光明来自淠河酒家夜店的大厅,此时此刻,它是这座城市最亮的地方。

  临近午饭时候,淠河酒家就热闹起来,门口和周边聚集了一些人。主要是乡下来的农民,国家赋予他们的标准称呼为“公社社员”。淠河酒家卖的肉、蛋、酒等虽不要票,但米饭却要付粮票,或者拿米兑换。而当年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不供应粮票的,于是那些没从家带米又要吃饭的,只好守在酒家周边,拿钱向路人购买粮票。

  城镇居民口粮实行定量供应,谁会卖粮票?这其中有不少是小孩子在卖。在家庭钱、物、票证管理上,票证管理是个薄弱环节。钱,大人会收得很紧;物,小孩子总不会把家里桌椅、板凳这些东西私下卖掉吧。因此那些经常要使用的乱七八糟的票证就难免从家里流失出来。而粮票又是最容易变现的。

  淠河酒家周边形成了小小的、自发的票证交易场所,也是六安城关粮票最能卖上好价钱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中期,粮票价格为,安徽省粮票每市斤0.10元至0.12元,淠河酒家附近每市斤在0.15元上下。全国流通粮票比这价格要略高1、2分钱。

  我小时也曾从家拿过粮票出去换钱,但从没被大人发现过,为什么呢?凡事都要有个度。

  在淠河酒家门口转悠的另一个群体是乞丐,在这讨饭的人相对固定。如果你常从酒家门前经过,总会看见一些熟悉的面孔。当吃饭的人渐渐散去,饭厅归于清净时,仍有三三两两乞丐席地而坐靠在酒家门口墙上晒太阳,久而久之墙面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乌黑油渍。

  那个年代粮食不够吃,尤其在乡下。即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在青黄不接时也有很多乡下来讨饭的。六安人总体还是很善良的,上门讨饭的一般都不会空手而归,大人不在,小孩也能当家抓一把米。赶上吃饭时,这家给点饭,那家给点菜。讨饭的常常就坐在人家门口吃,大人们有时会与他们谈上几句,问他们是哪地方的。他们会说是哪个公社,哪个生产队的,有时顺便告告艰难,换来大人们的一声叹息。

  酒家在客人吃饭时不准进去乞讨,不过一楼饭厅的南面还有一道朝街的门,服务员们这边赶,他那边出,加之人手不足,很多时候不能完全清场。

  在酒家吃饭先要买饭菜票,卖饭菜票处就在一进大门的右边,左侧是一排排柜台,是大师傅们炒菜的地方,也是我妈妈端着耳朵锅从那获取两勺肉汤的地方。

  大门的正对面有块地方是专门用来兑米的。农民客人从肩上卸下扁担,将米交给服务员过秤后,按一斤米兑换一斤饭拿到饭票。我见过兑米这一幕,客人们的表情充满了期待和愉悦,因为拿到饭票后很快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甚至还有肉、有酒。酒家不克扣客人们的饭,“半斤饭,用这么大的碗堆高高的”,妈妈用双手比划着说。但她说白酒是要加水的。酒正是六安酒厂产的“七毛冲子”。

  一头整猪剖成两半,淠河酒家每天要消耗三半片整猪,大蒸笼一层层叠加高过人头,里面蒸的是一只只小碗装的米粉肉。大师傅面前的炉堂不时蹿出几尺高的火苗,伴随着长勺与铁锅的撞击声,一道道鲜美的菜肴便摆上柜台,经过服务员的双臂不断地输送到楼上楼下,给客人们带来了久违的短暂而美妙的吃肉时光。宴罢客散,人走碟空,留下的是永远散不去的肉香。

  孩童时候淠河酒家给我的印象,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香”;两个字是“肉香”;三个字是“酒肉香”。这是烧熟的肉味与酒味糅合在一块,天长日久形成的那扑面而来的香味,整个酒家里里外外都笼罩在这特有的气味中。那时没一次性餐布,洒在桌面上的肉油和酒被抹布反复摩擦,渐渐渗透进桌面,入木三分。再用这抹布擦桌腿、长凳,时间久了整个桌椅板凳都“入味”了。我想,那时如果锯下一块桌腿放锅里,再加上白菜一块煮,或许就能吃到肉烧白菜的味道。

  我妈妈不识字,算账也不快。来的客人多,同事阿姨们便主动上前,不让我妈妈去接待。这也是后来妈妈经常说酒家人好的缘故之一吧。服务员也要技术?要的。来了一桌客人,服务员上前要迅速地将客人点的饭菜账目算清楚,收上饭菜票,然后在距厨师柜台十几米的地方报出菜名,张口就来、声音响亮、丝毫不差。报完菜名后,这才走到柜台将菜票交给烧菜的厨师。

  酒家有端盘但不多,菜烧好后,更多的是服务员将一盘盘盛菜的大碟子和盘子放胳膊上,两只胳膊伸直,每只胳膊放三四盘菜和饭,健步疾走,在喧闹的饭桌间穿行,然后稳稳地将盘子摆到桌面上。两只胳膊伸直并拢托盘子与排球场上运动员垫球的姿势真是一模一样。这种端盘子姿势,这道景观,几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在其它地方见到过。

  我妈妈也会这样端盘子。她干活很利索,但不会报菜名,或是羞于开口,或是认为多此一举,其实不然。大声报出菜名,让厨师与客人都能听到,是对客人点的菜再次确认,防止出错。

  来一两个吃饭的散客,我妈妈会主动上前,将简单的账算清,接过饭菜票,走近柜台交给厨师并告之客人要吃什么。她服务的地点在一楼饭厅,经她手点的饭菜更多的是半斤米饭、一碗白菜烧豆腐。

  我妈在酒家的一楼接触的主要是普通顾客,也曾遇见过一位衣着讲究、儒雅得体的文明人。妈妈上前问他吃什么?这是个外地人,分明听他反复说要“炒盘青草”。这让我妈妈感到很稀奇,赶忙跑到柜台,一只手挡着嘴悄悄对厨师说这人要吃草。厨师听罢,说哪里是吃草!人家要的是炒盘清炒,即不放辅料,直接炒盘肉。

  上二楼去就餐的客人层次要高一点,或是多些人,肯点菜的主儿。楼上饭厅摆放两排十几张大方桌子,清一色的长条凳。席上划拳声吆五喝六,声声振耳,从窗口播散至街面上,勾起路人无限的食欲。身临其境的小孩子看到,客人的后脑勺,长凳上撅着的屁股,以及不断挥舞着的胳膊。

  在这里虽不要票就能买到酒喝,但对客人喝酒有限制,主要是怕酒鬼们“耍酒疯”。已经醉了的客人常缠着卖酒的服务员,百般哀求再买些酒。看到那可怜相,有次,我妈妈忍不住对卖酒阿姨说:“你就卖点给他喝吧。”阿姨不高兴呛道:“小闫,要卖你卖酒给他,喝过糟蹋人你去打扫!”当年酒家的同事称我妈为“小闫”,如今妈妈87了。

  多年后,我与妈妈谈到酒家二楼,她对那儿印象很模糊,甚至还没有我记得清晰。我妈妈的岗位在一楼,她很少上楼,而小孩子则喜欢上楼,尤其对楼梯扶手感兴趣。年龄稍长,凡上了楼,我都会爬上去,骑在楼梯扶手,从上面缓缓地滑下来。常常是一副楼梯有几个小孩同时朝下滑,鱼贯而下。滑到底层后,反身上楼再朝下滑,乐此不疲。我敢打赌,那时凡孩子能进入的楼,最干净处,最一尘不染的地方莫过于楼梯扶手了。

  在淠河酒家我有个非常好的小伙伴,两个小男孩几乎形影不离。他的个头跟我差不多高,瘦瘦的,她的妈妈也是酒家服务员。他比我大几个月,因跨年的缘故,理论上比我大一岁。“大一周,拉过沟”,童年时候感觉大一岁都具有很大优势。大两三岁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势。

  淠河酒家有道后门,位于大井拐包子店那条巷子,这巷子或许叫城隍庙巷吧。从后门穿过一条狭长的巷道可直抵酒家。酒家的前门多为乞丐盘踞,两个小孩就经常肩并肩地穿过巷道出后门外玩,玩好了又从后门返回。而且每次并肩而行时,他总是把右手搭在我左肩上,即便到了酒家,停下来后,他仍然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受他影响我也常常将手搭在他的肩上。两个小孩就这样并肩站立,一个孩子手搭在另个孩子肩上,用怯生生地眼光看酒家里大人干活。这一幕几乎占据了我对这小伙伴的全部记忆。

  当年,六七岁的两个孩童为什么会有这个举动?通过记忆搜寻,我惊讶地发现在整个六安,唯独有两个人在街上行走的姿态如小时候我俩一样。这是两位智障人士,中年人的手经常搭在年龄大的那位肩上,并列而行。两人喜欢穿旧军服,头戴过时的军警大盖帽,住在民政局的福利院内。

  当年,半大孩子的我有时会喊他们的名字,两人马上回过头来,对我笑、点头,像碰见老朋友、老熟人。一个调皮捣蛋的半大孩子,竟然受到两个成年人发自内心的尊敬,让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小时候不懂事,我有时会对街上的疯子扔石子,但对手搭肩的这两位从没有过丝毫伤害。

  现在,回过头来,我就能理解这个肢体语言表达的是抱团取暖、相互壮胆,是那个年龄段小孩对陌生世界心存畏惧的自然流露。所以当年我和那小伙伴在淠河酒家肯定不讨人厌,我们只是战战兢兢地蹭饭吃,不敢碰那一草一木。

  还有件事我妈也经常唠叨。当时猪油虽不要票但没有熟人买不到。而淠河酒家的师傅能买到,当然了,是以酒家的名义买。为此,我妈妈拿5块钱托刘师傅帮买猪油,她说乡下的姥姥病了,半年多都没吃到猪油。刘师傅帮买了三斤多猪油,妈妈就带着猪油去看姥姥。后来姥姥还是死了,妈妈说:“她死时,我买的猪油还没吃完,唉!”

  1969年的春节,淠河酒家发给每个职工30个肉包子和一瓷缸烧熟肉。时隔近50年,现在我妈妈遇到一些老熟人都叫不出名字,但对此事却仍记忆犹新。正是“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

  春节过后,县里一家工厂招工,为谋份正式工作,我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淠河酒家。她美好的理想是用这份招工名额,继续在淠河酒家工作,但这是不可能的,她招工的身份是大集体,而酒家是国营单位。

  妈妈离开淠河酒家带给我的影响是,很长时间没吃过馄钝,再次吃馄钝的地点位于云路街老新华书店西边那个饭店,那次花去我一两粮票,大约一毛二分钱。这中间竟然相隔了十多年。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逐步放开,独家经营的优势不在,国营的淠河酒家日渐冷清,终于关门歇业。经拆迁改造后的鼓楼街失去了它往日的繁华。今天漫步在鼓楼街淠河酒家原址再也找不到它当年影子,更闻不到那浓烈的酒肉香味。

  酒家倒闭后,厨师们自谋生计,凭手艺度春秋。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非洲援建坦赞铁路,六安县分配了几位援外厨师名额,经筛选全县唯独只有淠河酒家厨师的技术级别能达到要求,没能成行的原因是缺少文化。

  淠河酒家有什么绝活、拿手菜?有人记得淠河酒家的三鲜汤中含油炸肉皮,口感很好。妈妈说酒家有道菜“红烧脆骨”工序繁杂,但她没吃过,我估摸她也没奢望过要吃。正如那时很多妈妈一样,她们更多的心思是凭借勤劳的双手和精打细算,让一家老小能吃饱。

  写淠河酒家,缺了拿手菜、绝活,就像一出戏没有高潮一样的缺憾。人类的记忆是那样经不起时间消磨,古城六安数次变迁,几经兴废,其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想必都湮灭在老淠河滚滚的流沙和漫漫的历史尘埃中。(许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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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明俊 来源:六安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19日 09时28分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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