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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月潭

        张月潭(1896-1979),原名张全俊,六安石婆店人。祖父辈薄有田产兼营集市商业,家小康。兄弟姐妹六人,行三,因秉性倔强,时人多呼之“张三犟子”。


        一、爱国学生运动的前驱
        1919年,14岁的少年张月潭考入安徽省第三甲等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在“三农”学校期间,他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和沈子修、朱蕴山、桂月峰、钱杏邨等进步师长的熏陶下,积极策划并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成为由朱蕴山组织的“学生自治会”的骨干。
        1921年6月,安徽学生运动史上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六·二”流血惨案,省学生联合会随即向全省电告惨案发生的情况。“三农”随即成立了“六安六·二惨案后援会”,派出有张月潭在内的代表团赴省城安庆,协同省学联的行动,声讨军阀马联甲杀害学生的罪行,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同年夏天,代表团回六安后,又立即投入到驱逐六安知县骆通的斗争中。“驱骆”行动得到了“三农”校长沈子修,教师钱杏邨、朱蕴山等的支持。钱杏邨亲自起草声讨骆通的十大罪状,学生会印发声讨传单,并成立了“六安县民众驱骆大会”。同时,六安学联再次派代表团赶赴安庆,向省学联呼吁,向省长公署控告,强烈要求将骆通撤职查办。省城也成立了“驱骆后援会”,并派学生领袖来到六安共商对策。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省府被迫接受了驱骆大会的条件,将骆通撤职查办,驱骆运动胜利结束。
        1923年6月,张月潭于“三农”毕业。1924年初,张考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入学一年半,因参加反军阀割据被开除学籍,遂愤然出国,东渡日本留学。1926年春,张月潭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改称为东京工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成为由国家派出的“庚子赔款”最后一名公费留学生。在留日期间,他多次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二六年春,张月潭在东京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反日大同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抗议日本政府无理遣散中国留学生。他因此三次遭到逮捕,然而,这更加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更加增强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东京工业大学毕业时,他拒绝参加毕业生例行的“谢恩会”,毅然回国。


    张月潭(左三)1925年9月9日东渡日本留影

        学生时代的张月潭,不仅学习成绩优秀,尤为难得的是,以入世的精神和情怀积极融入风起云涌的大动荡、大变革,他读书不忘救国,满腔热情,彰显正义,爱憎分明。
        二、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教育界的张月潭,在教书育人、治校兴学等方面无不展示出高尚的品格和高超的学术造诣,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1、教书育人的师道典范
        1930年春,张月潭于日本学成归国。他同当时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曾先后应聘为安大化学讲师、芜湖女中、庐州中学、凤阳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事务主任、兼化学教员等职。
    张先生教化学时,从不念讲义、不照本宣科,而是胸有成竹,言简意赅,纲举目张,深浅适度,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张月潭的弟子们回忆,当时学校基本上是勉强维持,谈不上任何教学设备,化学课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实验。张先生只好把实验室搬到黑板上,以他扎实的基本功,实验的装置和操作程序,通过边讲边画,完成一次次图表式的实验。考试时,张老师也精心设计绘制出一两样简明的实验图让学生解读或要求学生动手绘制某种化学反应实验图。他不仅教学认真,而且极为重视学生品格的培养和思想的成长,处处教导学生如何做人。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理念在他这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践行。今天,我们一再强调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把教好书与育好人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就这方面来说,张先生确实是为师者的典范和楷模。
        2、一身正气的校之灵魂
        1941年,张月潭出任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校长。该校规模较大,师生千余人,大多来自于沦陷区,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不少学生不仅不事学业,而且还身带武器,寻衅闹事,学校一片混乱,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张公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校风,严肃校纪。当部分蛮横学生揣带武器,闯进校长室,企图不轨时,张校长义正词严、寸步不让。他对关心他的善良老师坚定地说:“校长室是我的岗位,为了维护大多数好学生的利益,我誓死坚守阵地!”终于,邪不压正,开除了八名为首作乱的学生,调走了个别幕后策划的黑手,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1944年夏,张月潭应地方人士之情,出任六安县中校长。上任后,他首先对过去一些因徇私舞弊而超出定额的滥竽充数的学生进行甄别淘汰,同时拟定各项规章制度,整顿校纪,昌兴校风。在对学生培训方面,他定出“贤”、“能”二字,要求学习养成“公正”、“廉洁”、“诚实”、“自立”的良好品质,实行“以纪治校”。同年冬,美国空军四个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因遭日寇击伤,降落我境内,在护送至重庆的途中,经过六安。当地国民党军政头目要县中挑选20名擅长英语的高中生,着BOY服(即仆人衣着),供接待驱使。张校长怒形于色,置之不理。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抗日,就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要奴役我们中国人。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我决不能使堂堂的中国青年去做丧失人格和有损国格之事。”他又说:“他(指美国)若真以朋友待我,我亦以朋友待之,派一两名译员,岂不通情意足,何故卑贱若此?”于是指派英语教员前往参与翻译之事。张校长的这些言行,不仅为其同伍者交口称赞,亦为其学生齐声传送。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策划内战,提出所谓“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诱骗广大青年学生参加“青年军”,充当扩大内战的炮灰。“青年军”派人会同伪六安县政府要在六安县中学生中抽签应征。为了抵制这次“抽签”,学生互相串通,采取对抗行动。在“抽签”前夕,学生纷纷越墙而走,一夜之间,住校男生逃走殆尽。次日,伪县长陈汉流和征召“青年军”当事者赶赴学校,以“对抗蒋委员长命令”、“破坏抗战”等语相威胁。张校长说:“县中历史悠久,学生从未逃跑过。你们不抽签,他们何以跑?你们要抽签,他们都长两条腿,我奈何使其不跑?”一席话,说得这位县太爷无言以对,只好强迫学校限期召回学生了事。以后,陈汉流在人员编制、经费发放等方面多方掣肘,蓄意刁难。张校长不服于权势,遂愤然辞去校长职务,去省中任化学教员。离校前,部分学生为张校长饯行。他慷慨陈词:“我不能转移今天这个社会,但我决不为这个社会所转移!”时至今天,这句话仍留在他的朋辈和学生的记忆深处。
        三、痴心不悔的化工专家
        1948年,六安第二次解放,张月潭先生与胡苏明校长带领省中部分师生一道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在毛坦厂山区参与筹备“皖西行署文教委员会”,规划六安解放后的文化教育事业。
    1949年2月1日,六安彻底解放,张月潭协助胡苏明成立皖西六安中学,并首任校长。这所学校不同于一般普通中学,而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吸收广大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熔炉,为适应革命发展需要输送一批急需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12月26日任命张月潭为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1952年8月7日任命张月潭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专家型的干部,他毅然听从党的召唤,弃教从政,任职省化工厅。最终担任了安徽省化工厅副厅长,为我省化工事业的发展殚精竭智。从从教到从政,工作内容和工作职务改变了,可始终未变的是他的做人之道、为民之心和报国之志。

        1959年12月,“反右倾”运动中,张月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了他的原有一切职务,调至原化工厅化工研究院(所)工作。张月潭虽遭受错误处理,但对党、对组织,一如既往,从无怨言,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实实在在。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工作也丝毫没有懈怠,孜孜不倦地从事日文资料的翻译工作,还做了《TETD管道化》、《二乙胺》、《低压聚烯氧化铝触煤》、《齐格勒》型催化剂等实验。同时,化工研究院(所)内组织日语教学班,张月潭亲自担任日语教学达两年之久。期间,他充分发挥了作为专家和教师的积极作用,对我省化工建设和日语教学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张月潭再次蒙冤:关牛棚、遭毒打、罚劳役、降工薪、除公职、回原籍。但他面对种种迫害,始终坚信真理,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他不仅这样鞭策自己,也是这样叮嘱家人、教育子女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拨乱反正的方向。此时此刻,张月潭虽身在六安,依女就养,但心向北京,志在四化,终日读书看报,期以贡献余生。1979年4月1日,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对张月潭同志复查改正问题的批复》下达,彻底推翻了先前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此时,张公已84岁,闻此涕零,回首平生,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乃于该年五月,书绝句三首,以寄情怀。孰料时仅两月,张公竟溘然长逝,此诗乃成最后遗笔。遗诗云:


    其一
    天际寒云一扫无,春风送暖入吾庐。
    廿年最感伤怀处,掏尽红心总不如。
    其二
    廿载风云变化多,峥嵘岁月叹空过。
    应为四化冲锋去,步履蹒跚奈老何?
    其三
    年登八四老衰翁,报国情殷力已穷。
    策励儿孙多自勉,辛勤切莫坠家风。


        四、评价
        张月潭的一生,饱经风霜,几历炎凉。在旧营垒中冲杀,愈战愈强。虽时有彷徨、迷茫或蒙暗伤,但从不败节、不气馁;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畏权势与豪强。在革命行列中,不甘落后,对党、对人民愿为孺子牛。为人心口如一,处事耿直无私,廉洁奉公,不图名利。虽迭遭挫折,但不灰心丧气,始终信赖党,信赖人民,坚信真理,放眼光明,报国情殷,直至身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