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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品励节 沥血呕心 ——记六安一中老校长张立荣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多灾多难的中国民众被异邦肆意蹂躏,一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正在全面打响,时值20来岁的张立荣深深意识到“救国存亡”不只是战场杀敌,更重要的是要用知识武装头脑、用知识发展科技、用知识救国于危难之中,“求学救国”的种子深深埋藏在这位年青姑娘的心中。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前方没有大学,只有后方有几所大学,张立荣和几个好友结伴求学。从麻埠出发,步行20多天,才到南漯河。好不容易从漯河挤上火车到达洛阳,本想到四川升学,但囊中羞涩,将带来过冬的衣物卖掉,才购了一张车票,到了西安,考上了西北联大(当时北师大、北大、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合并),才到学校求学不久,就因战争烟火危及西安,于是又从西安辗转到了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本部,开始了在兰州的大学求学生涯。这一路,她行程近4000多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往往是晚上有土匪掠夺、白天有日军刺杀,头顶有日机轰炸,随时有丢命的危险,这一路上吃的苦、受的惊吓,真是一言难尽,但她求学救国的信念却百折不挠。
        抗日战争几近尾声时,张立荣一毕业就立刻投入到了抗日与教书育人的活动之中。
        解放后,六安百废待兴,党接管了所有学校,急需一批政治素质好、有学校管理能力、有教学经验的人。时任六安海峰女中教导主任的张立荣,在51年7月听从党的安排,被调派到寿县下塘中学任教导主任,因能力突出和新的教学单位需要,她于1952年9月调入新安中学担任副校长,全面管理学校工作。
        新安中学没有校长,她这个副校长实际上是主政一方,尽管她没有当一个校长的思想准备,但她知道这是组织上的重托,毅然决定摸索前行。从抓教风学风入手,组织教师备课、听课,检查作业批改情况,她自己也代课,也认真备课,也请其他老师听她的课,听过她课的人没有不暗自佩服的。要求教师做到的,张立荣自己首先做到。早操跑步,班主任要带着学生跑,她自己也天天跟着学生队伍后面跑。对学生,张立荣敢教敢管,学校里的很多学生她都能叫出名字,学生有了进步,她及时表扬,有了错误及时批评帮助,师生们都很敬重她。一年下来,学校焕然一新,全校优良的教风、学风已经形成,教学效果极为显著。
        1961年,张立荣再次调任到六安一中担任副校长,这一下就干了整整22年,直至1983年退休。这22年里,张立荣有多次提升为校长的机会,但她都婉言拒绝了,“要那个名干啥”。
        文革时,许多老师离开讲坛去搞“活动”,张立荣甚是担忧,当她看到学生在课堂上却没有老师时,眉头一皱,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没有老师,学生学习咋办呀,这可耽误不得,学习是大事,教育是大事,不能缺!好在她有一个绝活——“全能”,她看到哪个班没有老师,就去教室里面询问,上的什么课,从高一到高三,不论数学还是物理、化学,不管之前的老师上的是哪一章哪一节,她都能有条不紊的接下去说,其扎实的功底让师生们个个佩服,她的学生每说及张老师上课时的情形,都感叹不已。
        在文革黑暗的年代里,张立荣也和其他老师一样,多次挨批受罚,还被强制劳动。对于文革时的遭遇,张立荣从不向家人说起,还教育她的晚辈要正确对待,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批斗过她的的教师和学生。她的侄女张本渝也是来六安后听别人说了一些事,说起往事,只是对我们说了一句“文革对知识分子人格的侮辱啊,太厉害了!”
        “文革”后,张立荣恢复副校长原职,继续挑起六安一中分管教学领导工作的重担,而她的教育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在全面主持学校工作的时日里,哪怕是因岁月的蹉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她依然拖着虚弱的身体在新的战线中扎实忙碌着,一如年青时一样的坚韧。1977年,她做为先进教师,出席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先进教师代表大会,12月25日,《安徽日报》刊登了一张她和教师们在一起的照片,旁边一段文字是这样的:“六安一中老教师张立荣以校为家,数十年如一日,战斗在教学第一线,把满腔心血灌注在教学中。师生和家长们发自内心地赞扬:她是一位辛勤的园丁。”
        这位“老校长”衣着朴素,生活节俭,像个普通的农村教师,没有一件高档的衣服,但对有困难的师生,她总是尽力资助,不图回报。尤其在新安中学期间,农村学生多,生活困难的多,她支援学生饭票、菜票、衣物等是常事。在六安一中22年,受到她资助的学生、教职工难计其数。有位教师的爱人在离一中较远的工厂上班,无钱买钟表。为了能保证她按时上班不迟到,张立荣把自家的座钟借给她家,并说:我自己有个手表,座钟给你家用吧。家人有时说她自己生活太简朴,对自己太“小气”,对别人太大方,她开玩笑说:“没有办法,这是天生的。我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六,过生日都不用再买菜,吃八月十五剩下的就行了。”
        为了解决教师家属就业、调动等问题,让学校的老师可以安心工作,她多方协调有关单位,一次次地跑去“磨嘴皮子”。有一次快过年了,下大雪,路相当滑,她还到市教育局等有关单位联系两个教师家属从农村调回城市小学任教的事。她用一条深蓝色的大围巾包着头,回来时浑身上下都是雪,露在头巾外面的头发已结成了冰,把白发结成一缕一缕的,脚上的胶底灯芯绒棉鞋冻的硬梆梆的。跟在身后的侄女帮她掸着雪,看着她累的连话都不想说,看看别人家都在忙着准备过年,门外的小路上,雪地里只有她的足印,不由得热泪盈眶。她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一辈子,弟子何止三千。过年时,她以前的学生、当时在市里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来给她拜年,问她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办、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她回答:我自己是什么要求也没有,只请求你帮助解决教师家属的一些实际困难。
        1990年3月,张立荣突发脑溢血昏倒在地,学校教职工的心都揪了起来,大家马不停蹄的把张老师送往当地最好的医院救治,为了使他们敬爱的校长少受颠簸,几位老师用担架抬着她站在行驶的卡车上。尽管医院尽力抢救,但人无回天之力。
        张老师与世长辞,地委、行署的领导、本校的师生、她的生前友好、她以前的学生,纷纷来吊唁这位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老人,灵堂里层层叠叠的花圈寄托着人们的哀思,饱含深情的挽联表达了人们对她的仰慕:
                几多风雨  敦品励节  历数十寒暑
                卅五杏坛  沥血呕心  育三千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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