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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何林

     
        李何林(1904--1988),鲁迅研究奠基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原名竹年,安徽霍丘(今霍邱)人。中共党员。1924年肄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随军北伐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在鲁迅的未名社投身革命文艺活动,历任天津师院、中法大学、华中大学、北京师大及南开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简介
        全国第四、五届人大代表,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全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鲁迅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的生平和杂文》等。
        人物生平
        1904年1月,李何林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城一个贫民家庭,学名李延寿。李何林是他闻名于世的笔名。他是一个靠老师资助才上完小学和师范的穷孩子,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考上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上了两年之后,1926年秋,他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国民革命军。主持口试的是沈雁冰。考取后被分配到武昌南湖学兵团,在“学兵日报”做编辑。他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受到领导赞许,调到11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25师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硕勋,73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周士第,这个团是叶挺独立团改编的。1927年7月,他经李硕勋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走进鲁迅世界
        起义之后,他潜回故乡霍邱,和王冶秋等人参与建立了霍邱县地下共产党组织,同时担任霍邱县高等小学校长的职务,秘密做着发展党员的工作。1928年7月,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举行“文字暴动”,贴标语撒传单,全城震惊。身份暴露之后,他不得不避居北平。在北平,他找到了情逾骨肉的好友李霁野。不久,一起参加霍邱暴动的王青士、王冶秋弟兄也来到这里。当时,李霁野和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在鲁迅的组织和扶持下成立了未名社,找到未名社就是投入了鲁迅的世界。这时,一个新的领域引起他的注意——“五四”以来的文学论争。他开始潜心搜集和研究“革命文学”论战的资料,辛勤地剪贴抄录,分类编排,终于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文艺论战”。那一年他29岁。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论战的史料集,是一部和鲁迅有关的书,作者署名李何林。从此,他终生使用这个笔名。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受到鼓舞,他开始全面研究鲁迅,收集这方面的书刊文章。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编著成“鲁迅论”,那一年他30岁。虽然李何林没见过鲁迅,鲁迅却记得这本书,曾几次提起。
        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1939年编著成“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思潮论”赞誉“鲁迅是中国文艺界的唯一导师”。邹韬奋接受了这部书稿,并在上海出版。
        李何林奔波在各地教书,用鲁迅的书做课本,受到学生欢迎。“皖南事变”之后,1942年7月,李何林来到昆明,这里也是黑云压城,但他没有停止对黑暗势力的斗争,出任了文协昆明分会总务部主任。
        1944年春
        闻一多和光未然介绍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9月,李何林收到老舍一封信,希望文协昆明分会响应总会号召展开募捐活动,救济贫病作家。李何林办事认真,开展了紧张有效的募捐活动。闻一多虽然贵为教授,一家人却难以度日,当李何林接受到闻一多的捐款时,极为感动。闻一多豪放、爽朗的性格使李何林觉得一见如故。
        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常举办各种集会,李何林与闻一多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演讲。闻一多疾言厉色,有时声泪俱下:“……真正力量在人民。”“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他说:“鲁迅对,我们错了……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要和他们来往。”李何林曾深情地回忆闻一多,“他那目光炯炯、五绺长髯的严肃可敬的英姿,他那简劲有力带有情感的语言,表现了令人信服的内容,鼓舞了千万名群众行动起来!”
        抗战胜利后
        在国民党统治下充满白色恐怖。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被特务暗杀。15日李何林与闻一多出席李公朴追悼会,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向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闻一多被枪杀。李何林夫妇也被列入黑名单。他回忆说:“有人建议我也进领事馆暂避,我没有进去……我两次冒了危险到美国领事馆和民盟同志们联系,冒着特务的跟踪和逮捕的危险。我一直把闻李二烈士的善后工作办完才离开昆明。”
        后来他到了南京,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请李何林夫妇已完成的目录数少于预期值;出席“南京各界李闻追悼会筹备会议”。他在会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特务暗杀李、闻迫害民主人士的罪行。会议之后,周恩来与李何林夫妇谈话时热烈握手。
        古稀之年出任馆长
        宣传鲁迅是何林先生的生活支柱。在岁月跌宕的生活变迁中,他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景仰:磊落博大的胸怀、坚持正义的勇气、耿直慷慨的性格、教书育人的倾心、严己宽人的品德、衣食住行的俭朴。“文革”中,何林先生受到了冲击,但他仍然利用一切条件研究鲁迅著作。1973年“鲁迅《野草》注解”“内部发行”,两年后公开发行。这是何林先生具有特殊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作。“鲁迅的生平及杂文”也在这一年出版。
    1975年,鲁迅之子周海婴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毛主席对关于成立鲁迅研究机构的来信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随后,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对李何林的任命。
        1976年2月27日,他成为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这一年,他73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对周海婴说:“我想来想去,让李何林当研究室主任最合适。”周海婴回忆:“王冶秋关于由何林先生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的建议,我是十分赞同的。何林先生的为人以及他对于鲁迅研究的贡献我也是历来十分敬佩的。”
        上任之后
        何林先生每天准时上下班。他总是说:“工作太多,做不完。”“不能等,不能耽搁。”他认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事无巨细一抓到底。百务丛集之中,何林先生还兼任着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领域,他是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对学生说:“博士生导师的‘导’是次要的,关键在你们独立钻研。”在病重的情况下,他仍在家里听取博士生汇报学习情况。为了完成鲁迅研究室“八大任务”这个宏大目标,何林先生不顾年迈和眼疾的困扰,逐字逐条审阅文章,就连错误的标点符号也指出来。
        十年心血
        他领导和主编了“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还组织编撰了“鲁迅大词典”,设立了“鲁迅日记”注释组,扩建了鲁迅博物馆,革新了“鲁迅生平展览”。所有这一切,为研究鲁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事实。
        何林先生说:“除了想想个人的生活外,还不要太自私,要多为人民着想,多为国家着想,多为人民和国家做些事情,决不做鲁迅先生批评的那种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留下的只是一溜粪的人。”
    何林先生堂堂正正,一生清廉,自己的信函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和邮资,寄书也是亲自包装之后到邮局排队。
        他曾把得了肺病的学生叫到家里开小灶;为出身贫寒的学生订牛奶;把剪下的材料送给学生;他为鲁迅爱好者提出的问题回信解答;为青年作者撰文介绍。“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鲁迅这一永恒的名言是何林先生终生奉行的座右铭。
        1983年1月11日
        国家文物局批准他的请求,准予辞去鲁迅博物馆馆长职务。1987年8月1日,入院第四天,他自知沉疴不起,亲制悼词:“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保卫了鲁迅思想。”并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可送医院供研究用。”
        何林先生坦然地面对死亡,在病痛之中开始编选第三本文集“关于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他笑着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本文集,整理好了,我就是去见马克思也不怕了。”
        如今,他离去已二十年了,而最好的纪念是先生的精神在我们身上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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