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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善甫

        赵善甫(1902-1948),名赤坪,霍邱县叶集北大街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一岁时,父患结核病辞世。母子二人孤苦零丁,相依为命,迫于生活,母给地主帮工,终日劳累,所获甚微。童年的赤坪饱受艰辛,更无力求学。当他十二、三岁时,常常思考着懒惰的地主老财为什么能丰衣足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勤劳的贫民百姓为什么缺吃少穿,度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1922年在安庆作事的亲戚帮助下,赤坪勉强进入了安庆一个职工学校,半天学做皮鞋,半天读书。在安庆期间,目睹社会现状,深深感到,这里比乡间更糟,异常失望,毅然离去,返回故里,说服了母亲,卖掉房屋,凑些路费,到了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他东询西问,找到了李霁野和韦素园等家乡人。由于他俩的帮助,1923年进入了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习。此时,在党组织的启发下,他开始了革命活动。
        在校读书期间,赵赤坪不仅生活艰苦朴素,而且保持乐观精神。在极端贫困的时候,也没有垂头丧气过。那时,李霁野、韦素园和赵赤坪等四人住在沙滩小楼,每餐只煮点大白菜下饭,他在做饭时往往低声唱着,他的笑声常常冲破索居寂寞的气氛。有一次,眼看就要断炊,又是接近春节,不免有些发愁,他却总是说,没有过不去的坎。韦素园等把应付危机的责任交给他,他笑着若无其事地答应了。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他却说有办法。在除夕前一两天,他们收到《妇女杂志》寄来三十元稿费,在当时这真是雪里送炭的一笔大财富。李霁野、韦素园故意不先告诉赤坪,赤坪却有时笑笑,有时吹几声口哨。等他知道的时候,他却说:“你们看发愁悲观有什么好处!”
        1924年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人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和广东革命的大好形势,深入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广州成为革命的中心,1925年赤坪入党后,即离开北京进入了毛泽东创办的“农运讲习所”学习。他曾说过,毛主席是那时的先生。这对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有很大影响。北伐时,他随军北上。曾于1926年3月18日参加示威游行,受了重伤。伤愈,在粤汉铁路工会里工作。以后到了汉口总工会。那时,赤坪仍然很艰苦朴素,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
        1927年,蒋介石的叛卖,第一次革命失败。赤坪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他在湖北应山县第一次入狱。在白色恐怖的狱中,赤坪以自己的机警,应付了敌人的狡猾审讯,他说服了一个狱卒,为他找到一个姓汪的朋友,将他在狱里供说的情况告知家里,然后要求家里来人保释。因为“口供”一一符合,反动派只好放了他。
        有一次,他被关进河南某县的监狱,情况十分严重。特别是追查他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他回答,从北京到家乡去,路过河南。这在地理上完全讲得通的。法官对北京熟悉,盘问了许多,他因为在北京学习并工作过,应付得很好。法官非常狡猾,问他在北京的熟人和地址,他马上明白法官的用意,毫不迟疑地答出了李霁野、韦素园等同志,并要求调查,法官点点头。
        赵赤坪知道金钱在旧社会的势力,他平时省吃俭用,总藏着一个不重的金戒指,以备万一。他把它送给了狱卒。买通他代寄了一封信给李霁野和另外一个同志,说明他在北京原做什么,什么时候回乡等等。他们立刻写信回家乡,一方面把他回乡的消息散布出去。一方面让他家里准备万一的调查。不久,李霁野等果然接到了调查信,回信的事实,当然是符合的。他就又一次走出敌人的监狱。
        赵赤坪还有一次入狱也是在河南。当时因外面举行暴动,反动派只顾对付暴动的人群,在一片混乱中,狱中难友,一齐用力,轰开牢门,他随难友,乘机走出监狱。
        出狱的当天下午,赤坪又有更传奇的遭遇。河南当时地主武装队伍异常蛮横,和人民斗争得也很激烈,对于党的工作者更是仇深似海。赤坪落入了地主武装手里,因为口音是外乡的,本来就要被斩首,却无意间得了救。一个武装队的头目是读过四书的地主,看到被绑的赤坪,一阵心血来潮,要问他几句话。他问赤坪:“看你的面相是个有出息的读书人。为什么加入‘共匪’你是不是读过书?”赤坪说:“读过书”。地主问:“在什么地方读书”?答:“在北京大学”。地主仿佛有点惊讶,大概进京赴考的余威,对他和象对许多绅士一样还没有完全丧失吧。地主迟疑了一会,搔搔头,于是说:“我来考你一下,若是真才实学,我可以保你。”赤坪没有读过很多中国旧书,他以后述说,当时他想自己的头恐怕是保不住了,但是他很镇静,等待着提出的问题。
        地主慢慢吞吞地一眨眼出了上联“乱匪横行,只好家破人亡。”赤坪爽爽快快地对出下联“圣贤当道,才能国泰民康”。于是,地主拍拍胸膛说:“这个人我保了,看面相不会错。”地主开了路条,赤坪平平安安地走出了他们控制的地区。赤坪以后说起此事还不免大笑。
        他回到家乡,开设了小商店,搞地下工作,主要是联系当地小学教员,开展宣传活动。但不到半年,他被迫出走。
        1931年,赤坪辗转又到了北平,时常到“未名社”找韦素园等同志。他的生活一直很艰若朴素,但比以前沉默寡言,不常大声地说笑了,可他还是乐观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也说到以前斗争的故事。他说得平平常常,一点也不夸张。这都是他的工作更深入、斗争更老练的表现。
        有天晚上,他到李霁野那里聊天,说到最近生活可能有一点变化。李认为他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就问他是否需要钱用。他说:“不,大概吃饭钱可以省下了。”李明白他的意思,劝他走一走。他说:“走为上策,不一定都是对的,只要做好准备就可以了。”这引起他们说到监狱生活。赤坪笑着说,鞭打只是打时有点痛,打完后,头几天有点痛苦,以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多数地方不准读书,是很野蛮的待遇,但是可以受到很多教育,可以思索问题,可以休息安身。
        几天之后,赤坪和韦素园等坐在“未名社”的门市部说话,进来一个陌生的人,在房里走了一周,就对赤坪用手向上一扬,赤坪就站起来,跟着他走出去了。这就是当时常见的一种比较“文明”的捕人方式。还有的人在街上突然被人撞倒,撞的人表示自己受过洋教育,先说一声“SORRY!“(对不起),就用两个指头向被撞的人一指画,用粗暴的声音叫道:“跟我走!”捕人的形式多种多样。赤坪是个久经考验的人,他在监狱里非常镇静,无论敌人施以什么样的酷刑,他都不说半句屈服话;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也不吐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次,虽然象每次一样身上带着伤痕,大概不到半年,又被韦素园等保释。
        1929年秋,李霁野到天津女师学院教书,大概于1932年赤坪也来天津做地下工作,有时晚间到李处聊天。他是经常保持警惕的,说话的时间总不过晚。有一次,他们同行到金钢桥,赤坪说:“我们最好保持一两步距离,似乎有‘尾巴’”。李霁野当时还似乎觉得他过于小心了。赤坪在前面,到官银号要上电车的时候,李霁野看见他的手在身后摆一摆。当李上电车时候,李霁野看见他的手在身后摆一摆。当李上电车时,看见他被夹在两个人中间,从从容容地向前走去。电车急驶过去,李霁野还从车窗看到他的脸,微笑着,仿佛要李霁野放心。
        若是如赤坪所说,坐牢就是休息,他几年中似乎工作的时间倒没有休息的时间多。1933年他又在北平入了狱。这一次仿佛比以前都“文明”,可以送点食品、书籍,也可以看望。对看望的人客气些,说一小时话也还是允许的。因此,审问的情况,李霁野知道一些。尽管法官很狡猾,赤坪自己的辩护还是很有力的,即使那时法律只是骗人的幌子,也还是没有根据判他的罪,但拘押几个月后释放,酷刑也还是受了不少。
        有一天,李霁野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越看越迷惑。不仅叙事毫无条理,也不知道他要求做的究竟是什么。李霁野找一个对地下工作很有经验的朋友研究,他细看很久,用隔字读信的方法,看出有越狱的企图,并猜想要李霁野等做好准备,但如何准备却一点也不明确。李霁野在可以见面的日子去看望他。但因为看守人监督得严,无法询问。他只说到,曾经要求因病保释。李猜想,这封信或者故意那样写的吧。李霁野就试一试,以赤坪患病为理由,要求保释他。他确实在患病,国民党也找不出什么加罪的证据,算把他放了出来。
        赵赤坪与李霁野欢快地见了面,畅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被国民党宪兵捕去,他从一个监狱走进另一个更严酷的监狱,只过了一个自由的夜。国民党把他押送南京,使他受尽了酷刑和折磨后,终于又被放了出来。他回到故乡时,腰背上的伤痕还依然可见,在很长时间,他走路时还象带着脚镣一样。直到1946年5月,李霁野回到故乡,才见到赤坪。李霁野感到欣慰的是,他的革命精神依旧,还是硬骨头。
        赵赤坪回乡后,曾以开米坊、送报卖报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曾用纸裱成八折四方斗子,可放鞋样子、枕花等物的纸夹子,边经营、边宣传。抗战期间好不容易找到可以糊口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因为“政治嫌疑”被辞退了。更真实的原因,是他在那里,贪污的群小不能为所欲为。
        抗战期间,一天,有一架苏联援华飞机因受损伤,在霍邱叶集八里滩降落,国民党驻军疑神疑鬼,不敢前去。赤坪领几个人去了。多年来忘记得差不多的一点俄语中了用。他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给了他们热情招待,并送他们归队。有人赞扬他,也有人窃窃私语:“本性难移”。
        1938年7月,日寇侵占叶集,在党组织领导下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赤坪也是其中的一个组织者。他们在一次夜袭中,把熟睡的日本兵打死了二十多人,并获得了一些枪支。
        1941年赵赤坪在叶集火神庙举办补习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47年10月,在叶集成立南霍固县,赵赤坪被委任叶集镇长。11月间,大军南下,叶集又陷入反动地主武装手里。赤坪领了几十人进入山区打游击。1948年4月19日,在五尖山战斗中,因子弹打完,赤坪等被张良合匪部逮捕,后解到新街子交陈绍芳匪部。他被严刑拷打,皮开肉绽,从没吐出一个字,最后交给号称“小头阎王”台育祥匪部。赤坪家获悉,着女儿德群(当时只有十几岁)送来衣服。女儿痛哭不已,赤坪严厉地说:“不要哭,哭就不是我的后代!”台匪假惺惺地说:“看你女儿哭得多可怜,只要你把枪、弹交出来,写个悔过书,就没有事了。”赤坪严词痛斥:“我的孩子有人看护,我没有罪,你们这些匪徒,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要写悔过书,应由你们写!”台匪育祥奸笑着说:“你只要不干共产党了,就释放你;想做生意,我们是亲戚,要多少本钱,都可以给你。”赤坪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当即回击:“要我不干共产党,那办不到!不管什么亲戚,没有共产党亲。你的钱是剥削人民的。谁要你的臭钱!要杀就杀,少说废话!”4月22下午2时,赤坪被带到叶集北头张家油坊下面小河滩上,临刑时,台匪还劝说:“赵赤坪,给你五分钟考虑,只要说一声不干共产党,临时释放。”赤坪怒不可遏、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今天你们杀了我,明天必有共产党来杀你们,杀吧!”赤坪高呼:“革命成功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阴风怒起,卷起黄沙。一片沉雾,冲向天际。人们触目惊心,潸然泪下。特别是张家油坊张德贵夫妇,悲痛不已,抽泣着说:“这样的好人,怎么被杀了?”台匪愤怒地说:“你们至少通共党。”随打了耳光,被带走。后经请客罚款,才被释放。
        人民解放军再度解放了叶集,人民庆贺欢呼,同时也要求惩治杀人的匪首,召开了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两万多人的公审大会,判决台匪兄弟死刑,人民为赤坪烈士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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