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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立清

     
        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安徽省金寨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建国伊始 率部挺进新疆
       1941年冬,徐立清在延安宝塔山下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1910年,徐立清生于安徽金寨县。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5月初参加长征,1936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中,徐立清先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六军政治委员、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第一兵团,下辖第二军、第六军,共七万人,由王震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进军新疆。从10月10日起,中央军委调来40架苏联航空公司支援的里尔型运输机和500多台汽车,陆空两路,浩浩荡荡地挺进新疆。10天后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进入迪化后,王震和徐立清下大力气解决了在迪化气焰嚣张的残留敌匪反动分子。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包尔汉任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任书记,徐立清任副书记。新疆分局成立后,摆在王震、徐立清面前的一大任务是要从新疆部队中抽调一大批干部到地方去建立人民政权。当时新疆的局势非常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一些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举行叛乱;盛世才以及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仍然存在;旧的政权机构需要清理,新的政权需要建立。
        1943年,徐立清在绥德会议间隙学习为了加速建政工作的进展,王震和徐立清从部队中抽调两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参加了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牧区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工作,摧毁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随着各地建政工作的顺利开展,现有的干部已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这时,在徐立清的主持下,新疆分局召开会议,要求尽快从各民族团体中选拔一批觉悟高、能力强的群众,壮大民族干部队伍。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铁木尔·达瓦买提,就是其中一位民族优秀干部的代表。
        早在抗日战争末期,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织了民族军,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解放区。由于他们处于边疆,对党的民族政策不太了解,一些国民党特务趁机造谣惑众,编造一些骇人听闻的谎言,加上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使如何处理民族军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为此,王震和赛福鼎曾几次派人到民族军中去做工作,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宗旨。但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仍然缺乏足够的信任,有时还四处放火,与解放军对抗。这个时候,赛福鼎准备同毛泽东去苏联访问,临走前他对王震说:“民族军问题很难办,咱们要想方设法解决好这个问题。”王震说:“现在我最担心的也是民族军问题。它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啊。”
        1950年4月,徐立清向王震请缨,主动要求带一个工作组到伊犁去做民族军的工作。王震不同意:“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你要慎重啊,这儿离不开你,能不能换一名同志去。”徐立清坚持必须自己亲自去。民族军的首领听说新疆分局派来了工作组,很不欢迎,甚至认为解放军带队进驻伊犁,是在拉帮结派,搞分裂活动。形势十分严峻。徐立清带领工作组到达伊犁后,首先找民族军的首领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徐立清充分肯定了民族军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并说明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光荣传统。民族军的首领以前只听说徐立清是一名为人很平易谦和的领导干部。这次见到后,更增添了对他对徐立清的敬意。民族军首领对徐立清说:“今天见到您,就有一种像老朋友那样的感觉,真妙!真妙!”民族军上层中还有人说:“这位解放军派来的代表,没有一点官架子,和蔼可亲,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1950年初,徐立清在乌鲁木齐徐立清在民族军中不仅找首领们座谈,还召集不同层次的干部战士交流、拉家常。徐立清把从一兵团派到民族军的干部召集起来,让他们一个一个地汇报思想,听取意见,并要求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处处做模范,不要处处以汉族老大哥自居,要做民族的模范,要做解放军的模范。徐立清夜以继日的工作精神,感动了民族军的干部。他们经常把一盘盘热腾腾的烤羊肉送到徐立清住的地方,并安慰他好好休息,注意身体。通过徐立清耐心的教育,第一兵团派去的干部和原民族军的干部,很快密切了关系,增强了团结与合作。
        1949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的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的番号,并任命原首领继续担任第五军的领导职务。命令下达后,民族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欢呼雀跃,庆幸自己加入解放军的行列,有的战士还打着“欢迎王震、徐立清到伊犁来”的巨幅标语,场面十分感人。许多年后,新疆的一位老干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徐立清到伊犁去做民族军的工作,难度是很大的,主要是一些人对解放军有严重抵触情绪。徐立清很有耐心,讲话很有道理,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因素。当初,如果不是徐立清到民族军去做工作,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的工作恐怕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徐立清让军衔
        在1955年的授衔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给自己授衔高了,主动要求低授一级军衔。其中徐向前、罗荣桓要求不授元帅军衔,徐海东、许光达要求不授大将军衔,徐立清要求不授上将军衔,孙毅要求不授中将军衔。最后评定的结果,除徐立清由上将降为中将之外,其余要求低授的同志在组织上做说服工作后,都授予了他们应授的军衔。
        早在1955年让上将军衔之前,徐立清就已在评级中主动提出让级别,要求将自己的正兵团职降为副兵团职。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也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又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申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按照授衔条件,徐立清应该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三番五次地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在全军传为佳话。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徐立清是唯一没有授上将军衔的。一位老将军这样称赞道:“徐立清精神可嘉,人品难得,从古至今,少有少有。” 
        黄新廷对徐立清这种精神给予支持和赞赏。他表示:“你历来对自己要求很严,不争名不争利,你这种思想很值得同志们学习啊,如果全军的广大干部都像你这样,就没有那么多矛盾了。”
        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许世友来京开会,徐立清和他聊起了这件事,表明了不要上将军衔的态度。许世友听后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我支持你,你是榜样。”
        几天后,徐立清在和一位干部谈心时说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一个人只考虑个人的待遇得失,名利地位,不考虑大局,就不会得到同志们的信任,更不会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来。”
        徐立清还和夫人党秀玉商量让衔这件事。党秀玉也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在亲人和战友的支持下,徐立清下定决心,这次授衔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心愿。
        周总理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可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个中将为好,这样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徐立清还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是个“大山头”,资格老、级别高的干部太多,不能在上将中占比例过高,要与其它“山头”拉平。于是徐立清就下决心,先把自己减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地估价,激励斗志,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徐立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不要上将,给个中将就行了。”
        这时候,徐立清第一次向罗荣桓部长写了要求低授军衔的报告,申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并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过了几天后,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毫不犹豫,亲自把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去,在中将名单上加添了“徐立清”三个字。
        名单到了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看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罗荣桓带有批评的口吻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
        名单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这时不少同志都劝他说:“你是符合条件授上将军衔的,不要违反规定,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时也有一些老同志劝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也陷入了矛盾之中,几天来,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也会给予理解的。”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许光达把自己和有关同志做了比较后,郑重请求不要大将军衔,希望降为上将。徐立清认为自己也有了学习的榜样,连夜给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光达对徐立清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一天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想,要求低授这是自己的意愿,决不能半途而废。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醒部长写信表示;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罗荣桓部长和总干部部的另外两位副部长赖传珠、宋任穷进行了商量。他们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兵团政委,现在又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尔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授徐立清上将军衔。
        一天,彭德怀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按照评衔条件,我该授上将,可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彭德怀说:“立清,我已经和许光达同志谈了两次话,他也向军委写了报告,要求由大将降为上将,我没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之后,彭德怀副主席又两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主席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徐立清更加感觉不安。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了组织纪律的高度,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经过反覆思考,决心已定,又先后给毛主席、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此事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周总理说:你多次申请低授,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这种优秀的品质,难能可贵呀。不过,你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低授。
        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和总理谈了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总理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周总理的工作。
        最后,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
        徐立清主动让衔的事感动了周恩来总理。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同志面谈。周总理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之后,周恩来把女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周恩来还带着徐立清来到怀仁堂察看授衔现场准备情况。”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怀仁堂举行。这次评衔,共评出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王建安、李聚奎是后来补授的,连这二人在内共有上将57位)。授衔仪式结束后,罗荣桓元帅兴致勃勃地找到了徐立清说:“立清啊,我是很理解你的,你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还拍着徐立清的肩膀说:“好样的!”
        徐立清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近十岁的老首长,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感谢您对我的鼓励,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和徐立清同期参加革命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友王宏坤、洪学智等同志先后握住徐立清的手,对他这种主动让衔的精神表示敬佩。许光达大将也专门找到徐立清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文革”风暴 智保周总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立清开始是不理解,对林彪、江青一伙人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后来则受到错误的批判,受到冲击。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徐立清被任命为七位副组长之一。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徐立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感到难以胜任。当他得知这个名单是由毛主席决定的时候,表示服从。担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后,他的思想负担很重。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徐立清思想上感到忧虑和不安,他希望尽快结束这种局面,但事态的发展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
        此后,徐立清尽职尽责,协同徐帅狠抓军队的稳定。他早起晚归,每天守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提出的种种问题。遇到围攻、批斗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严重事件,徐立清就挺身而出,果断处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一天傍晚,周总理到京西宾馆开会,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就在会议刚结束、周总理准备离开宾馆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时,总部机关的“造反派”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把京西宾馆的大门围了起来。周总理被围在会场里出不来,情况十分紧急。正在全军“文革”办公室值班的徐立清得到消息后,立即放下手中的电话,火速赶到京西宾馆。当看到宾馆门前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时,他心急如焚。为了周总理的安全,徐立清不顾个人安危,劝说大家不要聚集在这里,并找“造反派”头头交涉。“造反派”头头不听劝告,徐立清急中生智,一边派人到宾馆内通知周总理离开,一边让机关的同志高声广播说:“总政治部的徐立清副主任来接见大家,请同志们到大饭堂集合,有什么问题,徐副主任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本来准备围攻周总理的“造反派”和一些群众组织,注意力一下子被徐立清吸引了过去。于是蜂拥般地来到饭堂,把徐立清团团围住,也把斗争的矛头一下子指向了徐立清。
        这时,周总理已经安全离开了京西宾馆。“造反派”知道后逼问徐立清,要他交人。徐立清镇定自若,临危不惧,一改说服解决问题的态度,变得勇敢坚强起来,对“造反派”头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直到下半夜,这些群众完全散去后,徐立清才离开饭堂。几天后,周总理专门给徐立清打电话,高度称赞他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精神。
        徐立清在“文革”中保护周总理的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据知道内情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如果没有徐立清,周总理肯定会被围攻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从这件事上足以显示徐立清在关键时刻经受得住考验和他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主持正义 遭到迫害打击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靠边”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了。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人,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
        林彪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后,军内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陈伯达、江青、叶群点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肖华的家被抄。徐立清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一天,徐立清找林彪汇报干部配备情况时,叶群说:“今天首长不在,有什么事给我说吧,我来转达。”徐立清想,干部的配备怎么能给叶群讲呢?这不符合规定,就对叶群说,“我得亲自给林总汇报。”叶群顿时很不高兴,对徐立清怀恨在心。后来,徐立清才了解到,林彪一方面不见徐立清,一方面却又诬陷徐立清对他进行封锁,并组织班子专门负责收集徐立清的“黑材料”,并对他进行无端地批斗。街头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火烧徐向前”、“炮轰徐立清”、“打倒军内的安子文——徐立清”等标语随处可见。
        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操纵的“造反派”时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机关被当作“阎王殿”给“砸烂”了,徐立清等总政领导一夜之间被打倒。8月11日,在总政礼堂召开对肖华主任的批斗大会上,陪斗的徐立清也被从后台推到台上。会场上“打倒肖华”、“打倒徐立清”的口号声响成了一片。从这天起,不仅肖华成了“造反派”争夺的对象,徐立清也频繁地被各个单位拉去“交代问题”,出现在京内各大单位的批斗场。
        1968年1月1日,徐立清由中央“二办”监护审查。“造反派”就把徐立清关了起来,不许与外界接触,有时还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让他睡在硬板床上,只能用手臂当枕头。在“隔离审查”期间,“造反派”为获取他们所需要的证据,他们再次非法对徐立清进行一系列的逼供、诱供。在这些伎俩失败后,“造反派”对徐立清展开了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上万人。“造反派”罗织种种罪名,逼徐立清认罪,不准申辩,稍有申述,就说是反扑,狠狠地进行批斗。徐立清对此不服,他们就采取一种极为恶劣的做法,不用徐立清写交代材料了,而是由他们事先写好,强迫徐立清在上面签字。徐立清不从,他们就大打出手,对他拳打脚踢。这惨无人道的刑法,使徐立清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无情的摧残。但徐立清坚持原则,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违心话,没有说一句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话,没有在伪证上签一个字。后来,徐立清的案子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接手后,他被转移到北京东四三条77号院的两间房子里。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有了缓和。此后,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1973年3月,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就在这个时候,徐立清在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恢复了名誉和组织生活。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专门给徐立清打电话,让他离开农场迅速回京。
        恢复工作后的徐立清出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后来回到总政任副主任。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和叶剑英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使“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形势趋向好转。同年,军委调整了各总部和各大单位领导班子,徐立清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全军干部和组织工作。
        落实政策 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6年l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徐立清还负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文革”中,张爱萍受林彪迫害,被关进了监狱。林彪垮台以后,张爱萍复出,他积极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整顿国防工业,恢复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此,“四人帮”对他怀恨在心,把他当作“右倾翻案风”的“黑干将”,进行了批斗。徐立清还为张爱萍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找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和曾经领导过国防科工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聂荣臻元帅,还找粟裕、陈锡联,提出为张爱萍恢复名誉,尽快把他安排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徐立清的努力很快有了结果,不久,张爱萍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主任。
        原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也被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徐立清说:“洪学智既不是走资派,更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是一位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好干部、好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徐立清多方打听,终于在吉林化工局查到了洪学智的下落,并报告了邓小平和叶帅,建议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在邓小平和叶帅的关心下,洪学智回到了军队,担任了国防工办主任。
        徐立清对小平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不仅是因为早在战争年代是邓小平的老部下,而且他们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高度一致。虽然职务和贡献不同,但他们都具有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一提起邓小平,一向性格内向、温和的徐立清就会眉飞色舞,情绪激动,亲切地称小平同志为邓政委,称赞“邓政委政治上强,有能力”。“文革”开始,小平同志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时,徐立清就愤愤不平。天安门事件后,他一直关心着邓小平的安危。粉碎“四人帮”后,他马上到西山亲自看望了小平同志,向他汇报干部方面的情况。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徐立清和王震等老同志彻夜长谈,主张尽快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尽快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这一点受到王震同志的高度赞扬,他有几次把有关同志请到徐立清住的房间,王震、徐立清同他们谈话至深夜。7月,在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这一决议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1983年1月6日3时30分,徐立清同志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徐立清的丧事非常关心,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勇的治丧报告上批示:“要把徐立清同志的治丧同杨勇同志的治丧通盘考虑安排。”并说他要亲自参加徐立清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徐立清去世后,邓小平感到十分悲痛,他最先来到灵柩前,向徐立清同志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拉着徐立清夫人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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