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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绕系列二:广播喇叭之下的心智陶冶

2012-08-15 08:08:4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下面是梁效的文章”;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对农村广播,社员同志们……《扬鞭催马送粮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教唱歌节目,这次教唱的歌曲是《延边人民想念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小说和评书节目,继续播送由黄家佐所写的长篇小说《新来的小石柱》”;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长篇评书节目,继续播诵鞍山话剧团演员刘兰芳的《岳飞传》”;

  上面所述的一切,只有上了四十岁的人们才会有深刻的印象。它还原着中年人碎片般的记忆。当我在纪录片或者电影上,听到看到这种七八十年代的场景,都会有莫名的感动和激动。

  去年有一天,我在央视“岁月留声”栏目里,听到金色而浑厚的管弦乐《北京颂歌》,听到作曲者田光的自我介绍,我犹如电击一样,大半个脑袋幸福地麻了起来,眼泪倏地流了下来。——它把我第一次在嘈杂火药的“文革音乐”中听到该曲的震撼给钩沉了出来。世界上原来还有如此悦耳悠扬的旋律?——那时懵懂的我,心中翻腾出滚热的浪花,由于是广播,我无法得知这首很长时间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曲就叫做《北京颂歌》,更无法知道它诞生背后有着周总理大胆的倡导和推动。

  去年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用这首晨曲打发我的休闲时光,我听着李双江的、李光曦的该曲原唱、听着不同版本和乐器伴奏的纯乐版,如痴如醉。

  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这首曲子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

  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每家每户的电台广播,那个岁月将增加多少孤独和苦涩?如果没有每隔三五里一个高音喇叭,我们这些在学校里学着枯燥而又极左贫乏课本的小小少年,又怎么度过曲曲折折的黄泥小道和我生命中那条每天必须逾越的淠东干渠?

  幼小的心灵永远都是干燥的海绵,任何一个触动、任何一种改变、任何一种人间的温情,都会在这海绵上留下水渍一样抹不去的印迹。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广播像老槐树皮一样皱巴巴的说教终于松动了,雪融大地。我们每天傍晚六点整,都会准时收听《岳飞传》,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钟头,余味总是无穷。我们随着刘兰芳的绘声绘色的说书,进而沉浸在那个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的南北宋之交,随着岳家军共呼吸、同悲喜。我们或喜极而涕、或悲痛万分;或屏息如临大敌、或欣喜于岳飞、刘皋、岳云等大将的神勇多谋,或切齿痛恨秦桧、王夫人、万俟希等人的心狠手辣,或唾骂宋高宗的昏聩无能、心地阴暗……

  记得1975年的时候,听到广播上振振有词地说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做为一个生在水稻良种场、长期走动于农场和农村老娘家之间的孩子,不知道有多么兴奋。农村的苦日子,不是现在年轻人所能想象的,你看看著名摄影师的几组黑非洲题材的获奖照片,才能猜个七七八八。望穿秋水,等到了1980年了,才知道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干扰,机械化被延迟了。之后中央适时地决定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这种不切实际的提法才完全淡出历史舞台,农民的日子才一天天地好起来。四海晏平,百姓安居,这比什么积德造化都要好。

  我对淮南蔡家岗、谢三矿、对于井下矿工、对于合肥四季青人民公社,对于稻香楼宾馆等等,到现在依然还是那么亲切,那么记忆清晰。因为广播上,这些名字一直都是每天安徽广播电台的关键词。有一天,我忽然在广播中听到了关于我们木厂区医院医治成功精神病人的通讯报道,其中一段话我一直无法忘却,原话我完全能够原封不动地复述:“一个省城医院都无法医治的精神病人,为什么一家农村医院能够医好呢?”于是乎,通讯中被女播音员数次深情提到的咱们木厂医院的主治大夫鲍家宁,就成了我们小伙伴们的骄傲和偶像级大人物了。我们每次上学来去,从医院路过时,都能闻到刺鼻的法尔马林味和神秘的其他气息。

  《北京喜讯到边寨》、《快乐的罗嗦》、《在希望的田野上》、《雁南飞》、《满山红叶映彩霞》、《泉水叮咚》等乐曲歌曲,像小渠水一样流到我虚掩的心扉,成为我一生一世的生命符号和基因密码。

  小石柱、鸡毛信、向阳院的快乐孩子们,是我们小伙伴们常常议论的热点。对于《闪闪的红星》里的主角潘冬子,听广播介绍是北京市的一个小学生,据说因为这部电影,得到了一挂手表的报酬。

  每逢长篇小说联播时,不论是乖孩子,还是戳死蛤蟆弄死猴的捣蛋鬼,都会静静地依偎在那台电盒子边上,聆听着电波。方明或者虹云发自丹田的或浑厚或甜美的声音像春风一样穿透着每一个孩子的脑海,在我们的脑海里奔涌不息,长久都无法熨平。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想象着向阳院落的墙上应当是白石灰泥就的,暖和的太阳照耀着庭院,那门旁的一串串辣椒、一串串玉米,都在夕阳中充满了喜庆和诗意。那些小说里的孩子,只有白社会,没有黑社会;只有“公生活”,没有“私生活”……

  我第一次听到广播剧,是关于我们霍山中草药断血流的故事,剧情质朴简单,配乐也显粗糙,然而,我们还是耳目一新了。断血流,它意味着我们上学的路上,赤脚光板的,行走在如生铁一样坚硬的岗土道上,踢烂了大脚趾,抹上它,血就止住了、不疼了吗?

  没有人告诉我答案,我更没有看过断血流的影子。因为没有互动,只是单方面接受广播喇叭上的内容,我们充满了幻想,充满了疑问,充满了对世间万物的好奇,谁来告诉我们呢?这可能就是我们青涩时期弱智和缺少世面感的根本原因吧!

  我们不仅弱智和缺少见识,而且往往还充满恐惧。广播剧《珊瑚岛上的死光》播出后,我们始终萦绕着对原子弹氢弹及其他生化武器巨大威力的无比惊悚。那个来自苏修的怪人,为什么要在与世隔绝的珊瑚岛上,想着灭绝全人类肮脏事呢?

  我开始对地理知识的爱好,很好笑,它来自于中南美的一个小国——尼加拉瓜。八十年代初期,广播中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的国际部分,每每提到它,什么桑迪若解放阵线攻势迅猛,战果辉煌,夺取政权;什么索莫查独裁不得人心,终于完蛋等等。联想到今天这个国家还是没有与我们建交,没有被我们的热情所打动,真是觉得世事无常,常违人意。

  如今,我仅仅能在出租车上听听交通音乐广播了,城市里的大喇叭也退隐了,这是时代的必然。变化永远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动力,然而我们情愫的底色却被锁定在广播喇叭上了,我们的基因或多或少地会影响下一代,只是他们不易察觉罢了。他们换了另一种方式——互联网、KTV、驴友组团、极限运动等方式来体验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了。

  我极少去量贩式KTV,去时的感觉也恍如隔世。歌曲唱词不是陈奕迅就是周杰伦,不是喃喃自语就是白话连篇。我不想也不愿指摘这一切,这是孩子们的声音,是他们的基因代码,是一定要尊重和理解的。“让我唱一曲?”我对着点歌台找着广播时代的老歌,找啊找,累的眼酸。终于有了,我唱了起来,非常地投入。孩子们望着我,那眼神分明在告诉我,恐龙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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