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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叹热血饮恨亡

2011-07-08 22:07:53
分类:诗词曲赋

最叹热血饮恨亡

                    ——记福州籍摄影家陈正青先生


 

    历史的脚步不会因人间世事的轻重缓急而停留或加速,历史老人旁若无人地按照自己的速度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人们一旦回望历史,就能发现许多事已被时间淹没。岁月,冲刷着人们的记忆,将许多曾经生动鲜活的历史慢慢掩盖和淡化。

    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南岸塔亭,今福州市仓山区窑花井弄内,有一座一百二十年前修建的老屋,叫“卧琴楼”,它是前清福州进士陈焕皋修建的。陈焕皋六子陈天锡所著的《迟庄回忆录》说,那时“卧琴楼”原藏有经史子集百十箱,陈焕皋“随时在此集乡党文人学士为诗文之会,盛极一时。”

    现在,这座老屋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高雅热闹,因多年失修,业已破落不堪。据说因城镇建设,这处房屋还面临拆迁,令人伤怀担忧。

    之所以担忧,因“卧琴楼”是我国已故摄影家陈正青先生的祖居。

    可能许多人对陈正青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对他不朽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都非常熟悉。因此,陈正青先生都是福州的骄傲。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天的意义重大,已经有了很多的文献史料来说明。在众多的文献史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那幅被命名为《开国大典》的新闻照片。是这幅照片,把新中国成立时的盛况,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通过新华社电讯,生动具体地传向了全世界。

    由于这一历史事件太大、太重要,因而,这张新闻照片给人的印象就太深刻。以至几十年后,人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把它淡忘。这张照片本身的新闻价值与历史价值都太重大,因而在国家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照片档案馆、众多的大型纪念画册、大型重要的纪念场合,都有着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二零零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这幅照片又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不禁让人想到这幅新闻照片作品的作者,福州籍已故摄影家陈正青先生。

    陈正青先生原名陈为勋,祖籍福州,他的祖父陈自新,谱名开猷,字焕皋。生於道光二十三年,卒於光绪三十年。据福州《藤山志》记载,陈焕皋是藤山塔亭人,清光绪丙子进士,任广东东安县令,后任湖南麻阳、溆浦、善化县令。为官清正,致力维新。著有《迎晖阁文钞》四卷、《卧琴诗草》一卷。

    陈正青先生的父亲陈仲经,晚号琴楼,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生,谱名作砺,大名希亮。现藏中山陵藏经楼中国宝级文物“三民主义”全文碑刻,当年分别由国内十四位海内著名书法名家书写,其中就有陈仲经先生,可见陈老先生名望之高。陈仲经受业於湖南经学大师皮鹿门锡瑞先生,究心文学,造诣甚优。辛亥革命投身国民革命,担任过已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秘书,也担任过宋子文先生与孔祥熙先生的秘书,后去台湾。一九七四年(民国六十二年)元月十七日逝世,安葬於阳明山公墓。所著《琴楼吟草》一集,於一九七三年夏在台出版。爱国之心与故园情怀,闪现于字里行间,掩卷难忘,催人泪下。

    陈正青先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生于湖南长沙,幼年在福州读书,后随家庭迁居北平、南京上中学。以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一九三六年毕业。同年底十九岁时因与父亲陈仲经政见不同,离家去西安,经其姐夫王子安(省议员、杨虎城机要秘书)引线,在叶剑英介绍下参加革命,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陈正青先生先入抗日军政大学,一九三七年三月由李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调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戏剧队队长、编导。一九三九年随团到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宣传活动。一九四四年返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研究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赴东北解放区,任辽宁文工团副团长,嫩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一九四六年调任《东北画报》社摄影科长。解放战争期间,陈正青深入前线与后方,采访纪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真实图景。大批作品在《东北画报》刊载。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陈正青以《东北画报》特派记者身份长驻北平采访,七月出席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参加了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摄影报导。建国后历任新闻出版总署摄影局副处长、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等职。曾任中国摄影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

    从抗战到建国后,陈正青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拍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尤其是为共和国的领袖们拍摄了大量工作照和生活照。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鲜为人知的文物绝版。可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许多都在“文革”中被毁坏、散失。

    陈正青先生是在上海上大学时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作为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他的革命动机自觉而清纯,和那些因生活贫困,或走投无路被迫参加革命的人境界不同。前者是为改变自身境遇,后者是为改变社会不公。他是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深恶痛绝,为推翻黑暗的专制独裁统治,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社会,放弃富有的生活,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

    陈正青先生当时家中富足,他是独子,严父慈母对他寄予厚望。他深深知道自己背叛这个家庭,对家中亲人的打击巨大,尤其是无微不至疼爱着他的母亲。在这之前,他曾经因对时局的看法和父亲政见不同,有过激烈的争执。他是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毅然决然地离家,为改变国家的落后而投奔延安。

    时值蒋介石严令张学良、杨虎城围剿延安红军之际,陈正青先生悄然在家“失踪”,去往延安。前路的艰苦险恶他自然明白,此去再难还家,未来生死未卜。他的献身追求,带有生离死别的苍凉与赴死报国的悲壮。

    信仰的力量巨大,以致能使人把生死置之度外。来到延安,他将陈为勋这个名字改为陈正青,以示和家庭彻底决裂,亦表示要做一个正义的青年。

    但延安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年轻的陈正青先生能完全预料和想象的。延安的社会现状,有艰苦奋斗,热火朝天的一面,也有等级森严,生活单调的一面。他更没想到的是,革命队伍里先天的出身成分,大大优越于实践的工作表现,存在普遍而严重的政治歧视。

    当时,延安的政治运动不断,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延安对白区来的知识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人并不信任。他们在每次运动中,都是被肃整和审查的对象。革命激情和革命行动,并不能改变他们的阶级成分,也不能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

    陈正青先生也不例外,他出身于官僚阶级家庭,根据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政策,他是属于可以改造好的敌对家庭出身的子女,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党的理论工作者认为,一个人行为上的革命,并不能说明他的世界观已经是革命的了。把所有人的思想和世界观,都改造统一成为无产阶级的,是党组织重要的政治任务。

    陈正青先生铭记着党的教导,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一定要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动摇,和反动官僚家庭彻底划清界线。所谓彻底,当然就要把他自己的父母亲以及爷爷奶奶当成阶级敌人。

    和家庭划清界线说起来容易,事实上做起来很痛苦。想把亲人在心底彻底抹去,并非一件易事。必须首先泯灭自己的良知。而陈正青先生恰恰天良未泯,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人性与党性,长期在他的灵魂里痛苦而无情地搏斗着。

    可以想象,他在闲暇时会很自然就会想到善良的、对自己无微不至关怀的慈母。他不敢想象自己走后,母亲的苦楚与绝望。他虽然和严父政见不同,但父亲的望子成龙之心,他也一定能理解。

    陈正青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必然为自己竟然在心底里难以和反动官僚家庭划清界线感到恐惧。在他的自传里,我看到他在努力对自己实行思想改造,加强政治学习,力求增强党性。他时刻反省自己的言行,警惕和谴责自己的资产阶级人性。立场原则和人性天良,在他的灵魂深处做着漫长的无休止地拼搏。

    经过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改、镇反、反五风、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直到大办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高举的一九六零年,陈正青先生一直在不断给组织上写自传、写申辩。

    他写道:“我自一九三六年离家后,即与家中断绝了一切联系。到目前为止,和其他亲戚均无来往和联系。”

    从中,我们能感知他对党组织的忠诚,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压抑、凄苦于无奈。显而易见,虽然他抛家不顾,在枪林弹雨中革命了二十多年,党组织依然不相信他,否则,他没必要在给党组织写的自传中作此申辩。

    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但当时,事情就这样,而且,这种事并不仅仅发生在陈正青先生一个人身上。

    陈正青先生的悲剧并没到此结束。

    虽然他目睹过许多政治运动,多年来没完没了地不断被审查、被处分,他都挺过来了。但到了一九六六年,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挺过不下去了。

    这位老八路所有的革命历史和工作贡献,都不能证明他是革命者。出身成分不好的“原罪”,早已把他划为阶级异己分子。

    陈正青先生的夫人何慧也是福州人,何慧的外祖父刘崇佑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斗士,曾营救过参加学生运动的周恩来和民主运动的“七君子”。何慧本人也是一位老八路,是三七年离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她这位大家小姐到延安后,也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并担任歌咏队队长。著名歌唱家王昆视她如师,实则为友。新中国成立后,何慧在新华社摄影部当国际组组长,曾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陈正青先生单位新华社里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们,除了把他打成反动“资产阶级”、“国民党训政老爷”,对他进行围攻式的、诬陷性的批判斗争,还对陈正青先生进行的是封建原始、暴力造反式的抄家、挂黑牌、戴高帽,实行非人道的体罚和人格侮辱。

    才华横溢,正直清白,具有中国文人传统气节风骨的陈正青先生和他的夫人何慧,面对这种丧失人性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显得是那么渺小与无助。为捍卫人的尊严,他们夫妇二人无奈地选择了结束生命。

    陈正青先生夫妇二人,抛下了四个尚未成人的孩子,抛下了在海峡对岸隔海遥想的老父亲,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想,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伤痛、绝望,一定有很多遗憾,甚至,还有深深的悔恨。

    如今,陈正青先生夫妇业已平反昭雪,虽然历史已还他们的清白,但斯人已去。

    没有人对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与后果负责,甚至连起码的道歉和一丝丝的愧疚都没有人承担,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造成这种悲剧和冤案的历史原因,我们只能从政治和行政体制上去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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